多少年来，人们总是习惯把魏晋南北朝连在一起说，无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中国文学史。其实，它们完全不同。魏开始时汉家皇帝的“正朔”还在，是汉献帝，就连曹操那样有权位、有威势的政治强人都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敢“僭越”。到南北朝结束时，南陈的后主陈叔宝、北周的最后一个皇帝宇文阐以及先前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中原帝王贵胄已经全部都是“异族”（少数民族）统治，这在讲究“华夷之辩”“非我族类”的封建王朝时代，是最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最大的耻辱。按照顾炎武的说法，这不仅仅是“亡国”，而简直就是“亡天下”了。所以，中国士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讲述一直多有隐衷，上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在写这段历史时，其专著就取名《魏晋南北朝讲演录》。而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日本汉学家川本芳昭在撰写“中国历史”时，干脆把魏晋南北朝这一本书命名为《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我倒是觉得川本芳昭这个标题意味深长，它深奥而确切，是这段历史很好的归纳，既直面不幸，又再现生机，正所谓“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成书于11世纪宋代的《容斋随笔》曾曰：“成周之世，中国地理最狭，以今（宋）地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郑、陈、许而已……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成周”之后的秦汉，基本上以周的地域为主，没有太大的扩张，汉武帝进军漠北，也只是为了扫荡剿灭匈奴军队，并没有做攻城略地，长期占领的打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好出现了世界性的人口大迁徙，在欧洲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在中国是史称的“五胡乱华”的胡汉融合，“五胡”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按照陈寅恪《五胡的次序》一文所说，这些“异族”有的也包含了一些小的部族，就是说“五胡”实际上就是更多的异族，他们都曾经抢夺过皇帝的龙椅。它们有的强调“胡汉一家”，有的倡导“胡汉分制”，但在魏晋南北朝三百年间，实现了真正的民族融合。当年，汉武帝的部队驱逐了匈奴军队，匈奴人就纠集北方的兵马“西侵”，一直打到了欧洲，以至于数百年之后，欧洲人的内心深处还留存着关于“蒙古拐子马”的血腥记忆……其实，中国的人口迁徙更为血腥暴力，梁武帝末年，江陵发生了“侯景之乱”。当时，侯景带兵杀进梁都金陵，不仅俘获了王室大臣，而且凶暴屠城。据正史《梁书》记载，554年11月金陵沦陷后，全城人沦为俘虏，要押送到北方的西魏首府长安做奴隶，西魏军认为老弱病残人等禁不得长途跋涉全部杀掉，余下的140万人带着刑具押解长安。据记载，其中有一位刘姓的士大夫，金陵城破时全家几十口人全遭屠戮，仅剩一个三岁的小儿子，他说什么也要抱着这个“心尖上的宝贝”长途跋涉，当时严冬天气，冰天雪地，西魏军士强行夺走他的小儿子，扔于冰雪中，用棍棒驱使他继续赶路，刘姓士大夫一步一回头，凄惨嚎啕，两天后气绝身亡。其实，这样悲惨的故事俘虏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只是都被历史淹没了。“历史只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而对多数人的不幸报以沉默。”据说，在这百万人当中有一个幸运者，那就是后来写了《颜氏家训》的颜之推。被虏到北方后，他趁着黄河发洪水，在夜间与妻儿冒险乘一叶小船，从陕西灵宝逃到老家洛阳孟津，一夜飘过700多里，逃离了西魏。在惊魂未定时，还写了一首诗《观我生赋》，其中一节是:

“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

敷天之下，斯文尽丧。

怜婴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

夺诸怀而弃草，踣于途而受惊。”

颜之推，原本就是一乡间“秀才”，他的诗赋可能写得不尽优雅，但是其的史料价值是无价的。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这样的暴行是一种“常态”。因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的时期，而每一次迁徙都是伴随着杀戮和暴力。汉末中国的人口5000多万人，到魏晋时仅仅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曹操在《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民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民生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魏晋南北朝是乱世，正好处在四百年两汉和四百年隋唐的稳定时期之间。然而它正是中国汉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因为在两汉之前“汉族”尚没有形成，汉族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迁徙、流亡和交融当中实现了壮大的。所以，现在所谓“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应该是一个非常不确切的说法，而汉族，以及“中国”“华夏”，其实一直是一种流动型的概念。史学家刘仲敬在其文章《华夏梦幻》里说“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是一个非常晚近的发明。但是由于发明和想象，与真实互相重叠的缘故，所以构成了一个很复杂的投影。”我想，因为“历史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所以其中必然带有“想象”的成分和已经形成的“想象路径”，因此要回到“历史的真实”，只能是一个悖论。有意思的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朝代更替、种族融合、人口迁徙，“中国”“华夏”“汉民族”却获得了新生和更大的体量，传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崩溃，但也在“重组”中实现了扩大，不仅是版图的扩大，还有文化的扩大和“长高”，在“华夷之辩”的对弈和交锋中，众多的“异族”给中华文化和民族注入了巨量的活性元素。它造就了之后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大唐气象”，在文化上的最直接成果是“唐诗宋词”。鲁迅先生曾经说，唐朝有胡气。老先生的嗅觉确实灵敏，唐朝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孕育的。只是，宋代以后这样的“胡气”越来越少，因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越来越趋向于在孔孟之道——实际上是在宋明理学——庇护下实行“文化禁锢”和“近亲繁殖”的。文化的“异质性”成分被排除，气象自然也就越来越小，甚至像“九斤老太一样——一代不如一代”，到清代时，一个“异族”，竟然把孔子的儒学吹捧得比历朝历代都高。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悖论——乱世和迁徙促使文化长高，“大一统”时代反而禁锢窒息文化增长。反观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在不同时期看到这样的现象。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英武神姿”，成周王朝更是“王道乐图”，到末世时“天下大乱”，史称“春秋无义战”。但是诸子百家并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的奠基者应运而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但却迎来乱世“繁花”，诗词歌赋的繁荣，峥嵘的艺术群体此起彼伏，影响深远。清末五四时期，中原板荡，国运多舛。但中国的文学和思想却狂飙突进，一大批文化大师横空出世，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独秀、胡适之、傅斯年……可以说，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思想史就是通过他们的名字勾画出来的。

当然，以上的结论并不是赞美“乱世”。因为乱世，尤其是战乱是对一个国家最致命的伤害，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更是数不胜数。比如蒙古人灭宋，说“崖山之战后再无中国”；比如大清铁骑南侵，多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汉民族遭受灭顶之灾。再比如国家同族群之间的“起义”与“火并”，像我们熟知的《水浒传》“宋江平方腊”，明末清初的“张献忠屠川”……经久不散的血腥气牢牢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所以，我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乱世”繁荣，其内在的逻辑是源于一种“松动效应”，是两汉“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禁锢之后，在“文化松动期”出现的思想活力与文学生机。近代的五四时期亦然，大清朝对汉民族的文化统治和思想禁锢超过历朝历代。当然统治者也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随时都可能“覆舟”。用清末保皇党人刚毅的话说，大清皇族过的始终是一种“火中取栗”和“刀尖上”的生活。所以，他们对汉人的统治到了一种“诛十族”的嗜血程度。就连我们经常沿用的“康乾盛世”说，其实就是清王朝的一种自我美化。比如，在这个“盛世”当中，文化禁锢的“文字狱”从不曾中断过。乾隆43年，当时江苏东台县一名民间秀才徐述夔生前写的一册《一柱楼诗稿》，被人发现有“明日天子重相见”的诗句，疑为“反清”。结果祸及全家全族，连死了28年的徐述夔也被刨棺割首，挂于东台县城门首，对士人和汉民族进行赤裸裸的恐吓。大清皇室对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员更是不放心，他们连曾国藩这样的被誉为“圣贤”，且对朝廷立下“不世之功”的宰辅也要“控制使用”，就在曾国藩平定“洪杨之乱”收官攻破南京城时，慈禧“老佛爷”还是把数倍于“湘军”的僧格林沁八旗重兵摆在曾国藩部的要害处，随时都可以把他一举歼灭。这样，大清的灭亡，对汉族乃至民众而言就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的力量产生于大清帝国的文化禁锢，在出现“松动现象”的五四时期终于爆发出来，形成了狂飙突进的文化洪流……甚至至今，我们还依然可以感到五四潮流的波及和浸洇。上世纪末，学界有人重提“回到五四”，我想其中肯定是有其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性的。所以，我们必须从这些历史脉络和内在逻辑性当中去回顾和理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以及其历史当中表现出来的“悖论”性质。

古人云，“生存之道，在于一张一弛”，必须张弛有度，历史才能平稳地运行。我想，个人、家庭、国家应该都在此道。“治大国如烹小鲜”，不懂此道，肯定会误事、误人、误国。有所谓“臭棋篓子会把一盘活棋下死”的先例。比如对于国家治理，老百姓曾经总结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这大概就是那些不及格政治家的治国模式。这一“良方”或许不一定当即灵验，但是这个规律怕难以逃脱。比如，明代万历皇帝与朝臣们置气，曾经创下30年不朝会、不见朝臣的历史记录，明代在万历年间并没有立即坍塌。但已深深埋下祸根，致使蔚为大观的大明王朝在40年后轰然倒塌。明史专家黄仁宇先生写过一部蜚声文坛的书《万历十五年》，就是研究这一历史脉络的。他从万历十五年写起，这一年，万历皇帝正式与朝臣们较上了劲。当时，朝廷当中，文有一腔抱负的首辅张居正，武有所向披靡的“戚家军”领袖戚继光，结果一手好牌让这个“二百五”皇帝给打烂了。当然，《万历十五年》让洛阳纸贵的还不只是黄仁宇对历史的诊断和见解，而主要是它的分析方法。从这部书开始，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大行其事，它改变了传统史学当中“宏观叙事”的因循，专注于从小事，琐事，俗事之中进入历史。这一点连大名鼎鼎的史学泰斗费正清先生都始料未及，而且美国学界也认为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不是正史”，不给他出版。看来“小子一夜成名”的好事还是真有。此后《万历十五年》不但影响并改写了历史学研究，还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叙事，如今，许多作家都在追求一种“高台跳水式”——“动作大入口小”的写作方法，也称“黄仁宇笔法”。——这是万历皇帝引申出来的题外话。或许，一个混蛋皇帝能够提示出一条历史规律和教训，也算他留给后人一点可怜的“贡献”吧！

两汉400年，虽然产生了贾谊、司马迁这样的杰出文人，但是“代表最高成就”的诗词却实在是乏善可陈。除了班固、秦嘉、辛延年等诗人的少数作品之外，成就最高的就是《古诗十九首》，但其在数量上不具规模，而且作者还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倒是文风醇厚，意境悠远，“质”稍胜“文”，但不“野”不漏，诗意更为通晓。而且作为汉初的诗，至今没有听到学界有过什么“存疑”。在走出汉家天子“大一统”，在被称为“乱世”的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诗词歌赋写作却持续高涨，生命意识突然饱满，出现了成规模的诗人群体和诗人难得的“悲歌”意识和审美意识，而且诗人的群像呈现出不能抑制的峥嵘之气。他们或任性，或隐逸，或愤世嫉俗，或遗世独立，形成了清俊通脱的“魏晋风度”。

一般而言，说“魏晋风度”多是指阮籍、嵇康、“建安七子”等文人集团，而不包括“三曹。但是，回顾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和文学境况，无论如何都是绕不开他们的。三曹之间，在后世文人的评价当中得分最高的是曹植。南梁人钟嵘的《诗品》，把历史上122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它把曹植列为上品，曹丕列为中品，最为奇葩的是把曹操列为下品。钟嵘的品次划分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居然把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而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个人的趣味性显然太重了。他可能是受到当时的“形式主义之风”的影响，倾向于“铺锦列绣，雕馈满眼”的绮丽诗风，这正是曹植、潘陆们的专长。这样，像曹操古直冲淡、立意深远、文风质朴的“拟乐府化”的诗歌和陶渊明“外若枯槁，中实敷腴”，具有“田园化倾向”的诗歌自然就不符合钟嵘“上品”的标准。陶渊明的诗历久弥坚，有一个不断“长高升温”的过程，而曹操的诗，在我的认识里是可以加上“杰出与伟大”的。史云，“曹公茫茫，古直苍凉，”曹操的心气太高，功业太盛，诗量又少，写作对他具有某种“业余”性质。，但其诗气象之高远，意境之宏阔，文学史上没有几个大诗人能够与之比肩。曹植的诗固然写得“清奇绮丽”，但“形式主义”太盛，拿其最优秀的《赠白马王彪》《杂诗》与曹操的《短歌行》《龟虽寿》等不长的短诗相比也显得太过“技巧化”。曹操的诗有《古诗十九首》之风，又“悲歌慷慨，气韵沉雄”，有“君临天下的气势”。清人方东树在《昭昧詹言》里称曹操是“千古诗人第一祖”。还说“杜公（杜甫）往往学之”。说曹诗是中国诗歌的“正宗”。正好，从古诗十九首——曹操——杜甫，这一脉络是明晰与“合理”的。后世文人钟情于曹植，可能与他的写作的“专业性”与生平遭际有关，不客气地说，我认为这里面也包含某种文人们含蓄暧昧，自艾自怜的情绪化倾向。

曹丕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单从诗上说，他不胜其父，也不胜其弟，但却在文学评论上开了“高迈”的先河。曹丕的文论留下来的只有两篇，一篇是《与吴质书》，一篇是《典论.论文》。《典论》是曹丕精心写出的一部20章“鸿篇巨制”，可惜都在戎马倥偬的战乱中失传了，只留下《论文》一章，因为《论文》这一章被选入南朝的《昭明文选》。昭明太子给文学评论事业办了一件大好事。我曾经多次细度《论文》，深感曹丕心中的块垒，它像一篇魏晋文学的“指导书”，我认为其见识主张，都高于同时代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后三者的评论“专业水平”确实了得，但都是就文学的专项和局部而言，而《论文》则是就整体和宏观讲话。这篇文章大大提高了曹丕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果整个《典论》在，那么曹丕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就应该像其父曹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了。可惜，历史总是要给人留下缺憾，对曹丕也没有例外。

前些天在网上浏览，看到一首题为《早秋忆曹丕颍河行军》的诗，作者飞廉，我感到诗不错又不长，想在此摘录一下，也算是向曹丕表示一点敬意。

玄甲闪耀日光，猛将胆气纵横，

旌旗数百里，大军南征。

他坐在船头，肚子隐隐作痛，

酒菜冒着热气，像我小摊上买来的一兜烧饼。

牡丹花开，大雪落下，

几个月水上行军，

在《三国志》只留下短短两行文字。

早秋午后，

颍河边，有一种全军覆没的寂静，

蝉惊飞树枝折断的寂静，

小时候天突然黑了我在河边大哭的寂静。

天上晴云杂着雨云，

有一片云，河目海口，忧心忡忡——

曹丕的幻象：

午睡被鹤唳惊醒，

他轻声对王粲说，只有文章是不朽的盛事。

这首诗，除了上部的两三句有待推敲，诗人飞廉已经写出自己的生态。是中国诗人需要的一种诗，写出了自己的文化、气派，是中国诗人需要完成的一个任务。我相信很多人想写他这种诗。从这首诗中仿佛回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天下大乱却英雄辈出、诗文昌盛的时代，诗中聊到了曹丕“好诗”的幻象，令人惊喜。最后说出的是曹丕《论文》里的话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文章提高到这样的地位，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过去，汉朝皇帝曾经把作家、诗人称为“倡优”“博弈”，而曹丕心中的文学甚至超过了功业和天命，这对后世的文学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建安文学，魏晋风度的代表应该是曹操、曹植的诗，曹丕的文，“曹氏三雄”是建安魏晋的灵魂。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做了皇帝，就歧视他们。

三曹之外，当时著名的诗人是阮籍、嵇康和“建安七子”（七子的划分有争议，有人包括阮、嵇，有人不包括）但“七子”则多以纵酒狂放，任诞越礼称著，他们都有散在乱世的精彩人生，但诗文的价值难敌三曹，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阮籍和嵇康。嵇康更为任性，他以生命为代价，再加上神奇的“广陵散”，赢得了后世文人们更多的仰慕和掌声。其实，从文学成就上讲，我更偏重于阮籍。历史上有不少抑阮扬嵇的人（包括近代的鲁迅），他们大多是源于一种文学之外的“道义”。阮籍毕竟“苟全生命于乱世”，他有一种以高度的清醒与周密的智巧设计出的既狂放不羁又小心翼翼的处事哲学。其实，这也是生逢乱世的魏晋南北朝文人们一种群体的生存态度，生在“乱世”，必须“苟活”。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好多著名的文人们被统治者杀害，嵇康之外还有孔融、陆机、鲍照、谢灵运等等。阮籍虽然苟全性命，但内心的煎熬更为深重，这在他的诗里可以看出来。后人说他“阮旨遥深”（刘勰）“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钟嵘）。阮籍的《咏怀诗》就最适合这样的评语。他在忧郁的“抒怀”里又加入了一种不同于它们的或然性情感。我认为他特别擅长表现圄于情感羁绊，悲怆欲绝仍对整个生命价值寻觅不止的潜蛟于渊的深长思绪。嵇康的诗也有这样的“复调”和“回旋”倾向，但存世的诗太少了。不过，我也非常喜欢《世说新语》里写出的嵇康形象——“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愧若玉山之将崩。”我想，或许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那样的绝世檄文。嵇康，在我这里更像是一个诗人祭献的美丽又悲惨的童话，虽然它不完全是文学性的，但已经深深地楔入后世诗人的内心。

嵇康与阮籍一样，两个人都是出自一个文化渊源很深厚的世族大家。魏晋南北朝时代，文学家族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曹氏家族之外显赫的文学世家有王家，谢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都是几十年的门阀士族，出将入相，群星荟萃。还有潘岳叔侄、陆机兄弟，左思兄妹，张载三兄弟等等。其实，文学家族，在两汉时期就有不少，比如枚乘父子，刘向父子，司马迁父子，班超一家，蔡邕父女……西汉开始时信奉黄老，社会控制比较粗疏。所以，乡间豪门就成为政权约束力和文化控制的自然延伸，最后演变成门阀大族。到汉末时世族已经成为一种荣誉和地位，类似于世袭的贵族，成为地方政权，甚至皇权的依靠力量。优越的地位，丰足的生活，良好的教育，为世家子弟从事文学事业打好了基础。魏晋时期，尤其是两晋时代，司马氏本身就是世族，内心里看不起曹氏那样的“素祖”人物。何况曹操祖父还是宦官的养子，这连曹操自己也感到“汗颜”，“怕人揭破”。所以，到两晋时世家走到顶峰。魏晋又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文学家族化确保和提升了文学、诗词歌赋的品味和质量。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与素族、庶族的矛盾，世族与皇族的矛盾从没有中断过，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所以东晋也是世族失败崩溃的时代。但世族大家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贡献还是明显的，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这些世族大家往往都成为诗人的温床，艺术创作的策源地，像王谢二家，都是一门当中数代英才。谢家声名赫赫的谢尚、谢安、谢玄、谢道韫、谢混、谢灵运、谢晦、谢惠连、谢庄、谢眺，十几代文人，无论是制事制文，都取得了让后人瞩目的非凡成就。其中谢眺就是李白名诗《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的“小谢”。谢眺的诗意象奇崛，深得李白、李贺等唐代重要诗人的赞赏。所以我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就是唐诗宋词的直接师承。琅邪王氏在晋时更是文采风流，名重一时。据《梁书.王筠传》记载，公元353年4月22日，东晋文坛有一桩盛事，那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兰亭雅集”，实质上就是一次家族式的同体诗歌征集活动，参加这个征集的以王氏家族为主，包括王羲之、王彬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丰之、王玄之、王润之、王焕之九人，其中王羲之就是大名鼎鼎的“书圣”，他还为征集的同体诗写了著名《兰亭集序》，认为这些征集的诗歌“言立同不朽”。后来“兰亭集序”在书法意义上超过了他们的诗。但它的起因是因为诗，目的也是诗，“兰亭集序”就是为兰亭征集的诗歌写的序言，书法只是旁系的、额外的收获。当时，受邀请的有谢氏家族的谢安、谢万，孙氏家族的孙绰、孙统、孙嗣，瘐氏家族的瘐友、瘐蕴，都是出自门阀士族的文学人物。这样的家族式文学活动在当时非常流行，“兰亭雅集”只是因为王羲之的书法价值被偶然记录的一次常规性活动。同样出名的还有氏族内部的“玄儒之辩”“名教之争”等等。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核心就源于“名教”之争，文中嵇康说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而山巨源显然是赞同或被迫赞同当时祭起“名教”大旗的司马氏集团了。事后嵇康还进一步解释说：“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无措也。”他把“名教”与朴素的“自然”存在相对立，说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司马氏统治集团是把它当一个“纲领”看待的，它们非常惧怕天下士人与之看齐。这实际上已经比说“非汤武而薄周孔”更为严重了。嵇康的命运至此已经确定，本来只要稍作妥协，“苟全性命于乱世”还是不难办的事情，但那便不是嵇康的性格。他是一个不向权势低头，具有有英雄主义人格的人。所以，我说他是清醒地走向刑场的，在刑场上还神闲气定地弹奏了一曲“广陵散”绝唱，惹得太学生们大为崇拜。在不苟且偷生，冷静选择死亡这一点上有一点像清末的谭嗣同。正好，谭嗣同也是反对“名教”的，这叫殊途同归吧！我想，当年鲁迅盛赞嵇康，也是出于对“名教”的憎恶，他写的《魏晋风度及与药和酒的关系》主角就是嵇叔夜。鲁迅一生在“历史堆里”寻寻觅觅，看到的都是“伪教”和“杀人”，是嵇康让他眼睛一亮……谭嗣同距离鲁迅的年代太近了，我窃以为，他可能是怕被谭嗣同“灼伤”了自己。而嵇康的距离正好，像两盏灯可以互相“照见”或“照亮”。

在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当中，伴随着“华夷之辨”迎来的却是种族的融合，而“越名教”与“任自然”的分歧和争论，在文学上的直接结果是“玄理诗”的繁荣。其实，我一直认为“玄理诗”并不“任自然”，它只是强调玄理感悟，自然冥会的心灵禅机，然而禅机的释放必须要避开“名教”另寻寄托——“寄情山水”。通过山水、自然万物以“兴化玄理，俯察禅机”。我认为，这是魏晋南北朝山水诗、田园诗兴起与兴盛的重要因素。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两晋——士人在行为上任侠使气，饮酒疏狂，实质上是在疏远、戏讽“名教”；在写作上“寄情林泉，归隐田园，疏远仕途”，这便在文学，在诗歌美学上动了“名教”传统的根本。因为中国传统诗歌美学是“诗言志”，讲究“兴观群怨”“发乎情，止乎礼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所以，我说他们挑战了传统诗学的深层结构，而且采用的是老庄本真诗学和佛学禅理的合围。两晋时代，是“名教”式微的时代，但司马氏统治集团高标倡导“名教治天下”，其用意就是强化其“窃国”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这样的的背景下，谁要“越名教”“任自然”就不仅仅是“动了我的奶酪”，而且简直就是直接对其文化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所以他们的镇压自然会更为残酷，这也是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杀嵇康的主要原因。由文化纷争导致流血和死亡，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稀罕，这是封建集权统治的基本形式。代价虽然是残酷的，但这样的纷争却在历史的“乱世”当中开出两朵并蒂的繁花——魏晋南北朝的“山水诗”和“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当属谢灵运，田园诗自然是陶渊明。谢灵运是谢安、谢玄的后代，王羲之是他的外祖。他拥有了王谢两家的血缘，有耀眼的门第，再加上天赋和教养，谢灵运各方面都表现优异，曾经被其祖父谢玄称为“高绝”。我认真读过谢灵运的诗，认为并不像后世文人墨客的评价那么“才高词胜，富艳难纵”（刘勰《文心雕龙》）。我甚至觉得他都不如其稍后的晚辈谢眺，就是“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青发”的“小谢”。实际上“小谢”是相对于谢灵运“大榭”而言的。李白老先生确实有眼力。一眼就看见小谢的“青发”。我随手摘一首谢眺随手写的“应诏诗”——

“周道如砥，康衢载直。徒愧玄黄，负恩无力。华轓徒驾，长缨未饰。相彼失晨，宁忘鼓翼。”

谢眺的诗句读起来就觉得刚健饱满，“犹有沟壑”。“大榭”与“小谢”都写“山水诗”，都工整对仗，音律协调，但我还是感到“小谢”的诗更为扎实，而“大榭”的诗虽然清新，按鲍照的评价是“新荷可人”，但确实稍显空洞，且玄言说理的成分浓重。因此我认为谢灵运可能属于“被文学史高估了的诗人”。当然，也有被低估的诗人，比如魏晋时期的曹操、唐代的韩愈、宋代的王安石等等。但是谢灵运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因为他是魏晋中国山水诗的首创者，对中国后世的诗词走向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匡正意义。这一点，与陶潜对中国田园诗的意义近似。

在魏晋南北朝诗人群体里走出陶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陶潜的出现，不仅促成了中国“田园诗”，而且他还为中国诗歌艺术，艺术美学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具有“异质性”色彩的美学范畴，大大拓宽了中国美学的疆域。比如，如今人们已经习惯都把“桃花源”与“乌托邦”“太阳城”等“第一拨”世界名著并列，让其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一块共时性天空。这让诗人陶潜已经跻身“世界级的大诗人”。唐代诗人王维，一生著述甚丰，他曾把陶潜的“桃花源记”改写成一首“乐府”式的叙事诗，被当代人认定是他的“最佳诗歌”，他显然是沾了陶潜的光。同时，陶潜不仅写出优异的诗歌文本，他还用这些具有“田园诗”性质的诗成功地为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塑型定性。比如他的“田园诗”成功地给中国古人的老庄哲学注入活性因素，使之更具宽度、厚度与柔韧度，成为更具通俗意识与无意识的通识文化。让老庄的哲理深思成为中国人心领神会的自觉意识。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比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能何尔，心远地自偏。”一读它们就可以让老庄哲学的理论瞬间转化出更具日常化和民间性自然意识或生命自觉。所以陶潜的诗有着广阔的“再生性”，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不断转化出再生的意义。我年轻时曾经读过陶潜的一首叫《种桑长江边》的诗——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何待。本不植高原，而今复何悔。”

当时，我真的没有觉得里面有什么深意。但近来我在阅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读到已丑年春节胡适到当时北平“接人”，结果应者寥寥，在除夕夜，胡适与他最富才华的学生傅斯年荦荦相对，不知不觉中两个人共同想起了陶潜的这首“种桑”诗，一人一句背诵完之后，两个人都已经痛哭流涕……有意思的是，在文学史上陶潜的地位倒是没有人“低估”过，这是源于他的诗歌文本。而他在文化和美学方面的价值，只有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的人才能看清楚。

我们宏观地看待文学史，魏晋南北朝虽然出现了三曹、陶潜这样的杰出诗人，但我认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学事件还是南齐“永明体”的出现。所谓“永明体”，《南齐书.陆阙传》云：“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眺、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顒善识声律，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意思就是，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谢眺、王融等诗人共同约定，写诗时必须按照一种新的格式去写，根据“宫商”韵律，按照汉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制韵，应用时尽力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脐”等声病。诗被严格格律化了，“第一，句式趋于定型，以五言四句八句为多。第二，律句大量出现，平仄对仗的观念已经十分明确……第三，用韵已相当考究，其主要表现在压声韵为多，押本韵很严，至于通韵很多已接近唐人。第四，在对仗方面，追求自然与情感的完美结合。”(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150页）。律诗的出现，对声律的要求严格了，规矩多了。关于“永明体”，我觉得可以从正负两方面来认识。从此，诗歌写作更加专业化，平仄、押韵、对仗更趋规范化，使诗歌在诵读的角度产生了抑扬顿挫的声乐美。沈约本身就是声乐学的专家，著有《四声谱》，让诗歌的形式美和音乐美得到持续的强化，为后来的格律诗和唐诗宋词的繁荣打下了基础。负面的影响是给诗歌增加了“枷锁”，像闻一多所说的，诗成为“戴着镣铐的舞蹈”。节奏感得到强化。但在诗歌的方向上趋向于内转和收缩，让诗的格局变小了。比如中国古体诗，一直没有产生像《伊利亚特》《浮士德》这样大部头、大规模的诗歌“史诗”。“永明体”在中国诗歌的历史上开了一个越来越“八股化”“类型化”写作的先河。让诗歌的走向呈现出越来越小，越流越窄的趋势，因为它走上了一条日益精细化、精致化的途径，让“异质化”的诗歌、诗人加入的更加困难。比如，李白是一个具有“异质化”色彩的诗人，但是他在融入唐诗的过程中也被削饰了不少的棱角，他的“大”也被限定。虽然他写出了《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样的冲破格律诗窠臼的杰出诗歌，但他依然需要耐着性子去写《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古朗月行》《渡荆门送别》“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这样一些没有奇崛新意而趋向扁平化的“格律诗”。所以，我一直认为，“永明体”直接造成了唐诗的“精致化”乃至过于“成熟”，过早地结束了可能中“生长期”。我记着早年在《千家诗》里读到过唐朝诗人张维一首《同王征君湘中有怀》的诗——

“八月洞庭秋，潇湘水北流，还家万里梦，为客五更愁。不用开书帖，偏宜上酒楼，故人京洛满，何日复同游。”

我认为，这些诗诗句与李白“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在方向上是一致的，甚至更为“通俗”“流俗”。仔细读读这首诗，我们不能说它哪句诗方法有问题，意象不确切？甚至哪一句不切题；而且它们在声律、平仄、对仗上都合乎规范，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在“,去国怀乡、悲秋伤时”的通题里，诗歌“过于成熟化”，过于“诗化”了。成熟使这样的诗丧失“夹生感”和“未完成性”。“夹生感”可以让诗“长高”，“未完成性”可以突破诗的“圆满”和疆域，使之“长大”。这是现代诗歌的理论概念，但我觉得对于古体诗的批评依然适用。这首诗的每一句都是成熟的意象，都中规中矩，合乎诗意，八句诗，平平整整地排列在一起，实质上就成为一种典型的“类型化”写作，出现了“互相抵消”的效果。它没有“四声八病”，但已经“病入膏肓”。所以，我把这样的诗歌称之为“类型化写作”。“类型化写作”曾经是诗歌的精髓，它们在《诗经》里初见端倪，到“古诗十九首”时初具规模。应该说“,去国怀乡、悲秋伤时”是诗歌与生俱来的的主题，也是人类生命意识的初萌，但其一旦成为诗歌的“统一性”母体时，就让诗歌在一种机械重复的情感宣泄当中丧失了诗歌本身艺术生命的创造力。所以，我认为诗歌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引入“异质性”因素，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就是一个诗歌广泛吸纳“异质性”的时代，它的直接成就是“唐诗宋词”，但也同时带来了诗歌写作的“类型化”趋向，这是成熟的一种“反向”现象，但它们几近难以克服。因此，在阅读、学习和享受“唐诗宋词”的同时，我更为喜欢和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更为愿意返回魏晋南北朝诗歌写作的现场，并从中检点、梳理和反思它们的“未完成性”，同时发现和放大已经被历史终结和关闭的“异质性因素”。唐宋之后，“类型化写作”日趋严重，此后几百年，诗歌写作一直没有走出这种“类型化写作”的阴影。“,去国怀乡、悲秋伤时”曾经是中国诗歌精神的正鹄，也是其辉煌和成就，但最后因为惯性和路径依赖而又成为其桎梏和难以摆脱的传统。以至于到黄遵宪倡导“诗界革命”时已经积重难返，古体诗，尤其是格律诗已经无法适应现代语境，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被陈独秀讥讽为“无柱可绕”。因此上世纪初，胡适等人发起白话文革命，带着白话诗登堂入室时，几乎没有遭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势如破竹，大获全胜。其根源，其实在“永明体”的时代就已经埋下了。

但是，无论怎么讲，谁也不能否认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时代，这繁荣的不仅仅是诗，还有书法、美术、雕塑、舞蹈等多种艺术门类，它们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书法有鈡鳐、卫瓘、王羲之父子；绘画有顾恺之、张僧繇、陆探微和美术理论家谢赫；雕塑多为寺庙和石窟佛像雕塑，艺术家有戴奎父子等；乐舞的表现为兼容并蓄，吸纳多民族的声乐舞蹈，著名的有“西凉乐”“龟兹乐”等等，重要的是，当时他们还制定出“七调、五旦、十二律”，为中国古乐奠基定向。同时，这一时期还涌现出的“志怪小说”“世说新语”“骈文”和“新乐府”诗歌，都产生了大量的作品，其中以赋的成就最高，池万兴的专著《六朝抒情小赋概论》说“六朝的抒情小赋在创作技巧和艺术表现上，都远远超过汉赋”（《概论》6页）。这一时期的诗人大都作赋，如曹植的《洛神赋》《秋思赋》陶潜的《归去来兮辞》王璨的《登楼赋》阮籍的《猕猴赋》鲍照的《飞蛾赋》向秀的《思旧赋》……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瘐信，感到他的赋“开局不大格局大”，有一些近似西汉贾谊的赋，比如贾谊的《悼屈原赋》《鵩鸟赋》，尤其是后者，典型的抒情小赋，写的既精致又宏阔。瘐信在赋中不仅仅是抒情述志，也不仅是抒发“去国怀乡”之情，更不是去感叹“士不遇”的哀伤，而有一种深刻的生命意识和互相辩驳的“纠结”。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人、现代文学的品质，在古代诗人里非常少见，因此越发显得珍贵。像其著名的《枯树赋》《哀江南赋》，都有这方面的色彩。生逢乱世，堪忧的不仅仅是家国民生，他还在思考和抒发一种近乎虚无的生命自身的“危机感”，这才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所追求的“正鹄”……

因此，在差不多千年后的今天，想起魏晋南北朝时我首先想起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乱世”，我还想起了它的繁华与繁花。它是一个“繁花渐欲迷人人眼”的时代，它有“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繁荣。所以我说它一个文化的“松动时期”，是禁锢之后的一次思想解放，是一个自由创造力的焕发和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从这个角度去看魏晋南北朝，去回顾和反思这一时期的一些无常、费解和悖论，一切就可以释然了。由于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控制与禁锢，使中国社会形成一个“超稳定社会结构”，它有积极入世的孔儒名教正统国家学说，有日臻完善，成熟，且庞大的官僚组织，有宗法一体化、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这个社会组织产生于秦，确定于汉，秦王朝虽然短命，但对文化禁锢也无不用其极，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在历史上留下恶名，被称为“暴秦”。汉王朝开始时尊奉黄老，追求“无为而治”，随后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儒已非孔子“亲亲尊尊”的原始儒学，它已经完全沦为“奉名教、讲尊卑”的封建统治术。因此“党锢之患”就始于汉朝，到东汉时日盛。长期的文化禁锢必然抑制社会的生机，也窒息了思想的自由和文化、文学的创造力。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就让魏晋南北朝成这个“乱世”成为了“松动期”和“融冰”季节，春水淙淙，草长莺飞，繁花万朵……我想，这不仅仅是历史对中国，对后人的深刻昭示，也是历史对文学、诗歌的重大启示——自由的精神是一切文化艺术的源泉和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