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叫《光年》呢？怎么想到办《光年》这本杂志呢？因为我以前接触多的就是《世界文学》那本杂志，印象中很少有专门译介世界诗歌的。

2016年底，“大道行思”的刘明清老师提议做一本持续出版的诗歌类杂志书，就找到我。当时我们才第二次见面，在咖啡馆大约谈了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所有的事定了下来。《光年》这个名字也几乎是一瞬间跳出来的，就像很多人生中的许多大决定、大买卖一样，好像是早早就候在了那里。“光年”，是天体间的距离，也是光所行走的路途。而诗歌就是在播种光。

专门介绍翻译诗歌的刊物在国内非常匮乏。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实从来也没有真正完整地建立起来。而诗歌的翻译，又是翻译学当中尤其不被信任的部分，但我恰恰认为，诗歌翻译最能够体现“翻译作为一门学科”在未来可能的延展。办刊过程中，我们一直向《世界文学》《当代国际诗坛》等前辈刊物学习，同时也在寻求《光年》自身更新锐的立场、态度，和与世界的连接。中国汉语新诗在古典和西方的双重教养下走过了百年历程。伴随传统诗教和现代文明国家转型，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文明一直在寻求汉语的崭新表达。人类生存的知识起源于人的个性，而诗人的个性拓展了世界的宽度。读诗，使得人类的生活从日常上升到诗性，并以存在的真理教导时代。

2. 这本书的栏目设计是怎么样的？因为我读的时候，首先可以看到对诗歌与诗人立体的设想，除了刊发翻译诗歌之外，也翻译了许多诗人随笔；其次就是也能感觉到一些跨媒介的尝试，比如说“影像”栏目，这个还是比较大胆的；最后就是一些翻译本身的思考，“重译”我觉得这个栏目提法很有意思，它意味着一种替换，甚至一种清理。

作为一本定期出版的专注于诗歌译介和当代国际诗坛动态展演的书刊，《光年》希望以诗人的独特角度和语言风格 ，记录展现历史、社会、人文、思想的时代风貌，打通诗歌文字与当代艺术、时尚生活。诗歌也时尚，古典也风流。栏目大致分为：越界、当代国际诗坛、汉学家、诗学、访谈、诗剧、全球诗歌动态、影像、诗人志等。 您提到的“重译”，是我们会不定期推出的一个栏目。最重要的东西，需要在每一代人那里不断复制，以崭新的姿态一次次重生，嵌合进新世界的语境。

3.当时为什么觉得一定要纸质刊物的形式，有没有一些对发行的想法（受众群体、出版频率）？

纸质出版物已经越来越像一种小型的文化仪式了。

手机、电脑、打印机这些现代化工具不仅耗电，也在消耗我们的肉身。新的工具一定会带来新的词，当然也可能是更简陋的词。比如网络上流行的yyds之类的打头字母缩写，恰恰反映出了感知的贫困。以后的纸质书，大概会是一种收藏品，奢侈品，养生保健品……这个世界上永远会有一群会唱哀歌、想真实触摸、需要这样小型文化仪式的老灵魂，光年自然会坚持纸质刊物的形式。

4.《光年》目前出版的四辑选题是怎么考虑的？我手中的第四期是《灾难之诗：像目睹日常事务一样目睹死亡》。

第一期：诗歌共和国

第二期：世界中的世界

第三期：出生之城与记忆之城

第四期：灾难之诗：像目睹日常事务一样目睹死亡

每期的主题，都是希望以诗歌介质切入当下的时代现实。

4.选稿是怎么筛选这些诗人的？又是怎么样召集这样一批译者的？翻译的选稿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诗歌这朵花，只有经过诗人之手，才能叫作玫瑰。所以我们这本书里第一次把“译者”作为“译作者”来介绍，就是加了一个“作”，不只是“译”者。翻译也是一种批评。没有比翻译更烂熟的学习，也没有比翻译更不加掩饰的批评。

翻译是两个灵魂真正的相遇。当一行诗在另一种语言中醒来，迎面向它走来的第一个人，是一个诗人。很幸运，我们在创办之初获得了很多大翻译家的慷慨相助，同时日渐在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译者友军。

5.您是怎么看待翻译的，因为我在《光年》第一期的发刊词里面看到您有很多对于翻译的想法，像我很喜欢的一句“翻译带着它双向的爱”。

我在其他场合也谈到一些关于翻译的想法。翻译不仅仅是二度创造，它跟原作之间有追随、有调情、有决斗，是伟大的对手戏。语言不是定格之物，语言有自己的生命能量和走向。而译者是追逐语言的人，一直要跟在语言身后奔跑。跑得太快了，离语言越近，离世俗的口味自然就越远。好的翻译，是要带来的“陌生之物”的，有时甚至是怪兽式的碾压，才能使这土地更新。鲁迅说的翻译要一种“异域风情”，大概也有这番深意。白话文作为一种非常年轻的语言，它在古典和翻译的双重滋养下成长。正是这些“怪兽”，用洪荒之力，推动了语言的进化。天才有时就是怪物。我们不能总以文青对文字的标准来衡量大师。

这看似开放的态度背后，其实蕴含了对翻译更玄奥的敬畏。翻译，有时候是相知，有时候是较量。很多时候，往往是你的敌人最懂得你，不是吗？我从来不觉的翻译仅仅是一项技术活儿，很多时刻，翻译也是一桩危险的事业，译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也许就受到了灵魂和语言的渗透侵略。

6.您怎样看待翻译和创作的关系，也想听您解释那句“诗歌，作为永恒的时尚”。

翻译在未来有很多可能的延展空间，我们也希望这本杂志能够打开翻译学在未来创作的可能性，它不仅仅是匠人的手艺，而是原创性极高的艺术活动，同时也可能是非常严谨的学术批评，也可能是玩疯了的当代艺术。

诗歌，本就是一种人类本能的追求。诗人对于历史潮流、表达潮流甚至时尚潮流一直有引领作用。在中国这片不信神的大陆上，几千年，诗歌是中国人的信仰和美育。它一直引领着人们的生活、语言和感知方式，随风潜入夜般渗透进所有的风景和心灵。

7.像在发刊词里写的，我其实很好奇您说的两个观念，一是“语言的共同体”，二是“诗歌共和国”，因为我想到卡萨诺瓦的那本《文学世界共和国》。

您提到这部《文学世界共和国》是有意义的一本书，将文学空间解剖成一个充满东西方话语权争夺和竞争的硝烟弥漫的战场，揭示其中隐秘的权力运作机制。不可否认，文化格局、政治诉求、主体话语权的变化，都深刻影响着文学世界的走向。我们看到的“世界诗歌”，很多时候也是文学和政治共同产下的子嗣。宇文所安说过，“一首诗里的地方色彩成为文字的国旗”。但我想，新的一代人去插国旗的方式，一定是跟过去不一样的。从“世界文学”到“文学世界”，《光年》不会去做成一个以欧美为中心，抑或民族中心的刊物。如果在文学世界里，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多元接纳，那世界就真的没希望了。

9.“汉学”作为一个比较特别的栏目，您觉得它能给诗歌带来怎样的刺激？

东西交往四百年来，“汉学”一直像面变幻的镜子一样照见彼此。汉学界常常引用马克思.穆勒那句话：“He who knows one, knows none”(知其一方不为知之)，重要的在于文化主体间不断的交流与激发。无论是庞德对于唐诗意象的吸纳变形，还是燕卜荪之于朦胧诗，都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诗歌生命力。《光年》每一期都会推出一位当代重要的汉学家，内容包括其代表作和访谈。在文本的叠层与关照中，汉语诗歌得以不断返回自身的创造源头，探索世界文学的中国表达。唯有在异乡，才能认识故乡。

10.这本杂志和您的创作有没有一定的相关性？像我也非常喜欢金惠顺的诗，然后我读您的诗，也发现了很多女性主义倾向。

女性主义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这份切肤的关切，会不自觉的渗透到创作和编辑中来。我一直有个比较私人的观察：全世界的文化都在逐步“女性化”。

维多利亚晚期 ，书籍的阅读者主要就是那些被精致家具围绕的女性；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如今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全球女性图书消费远超男性。一直是女性的口味在引领文明。如今女性不仅仅是文化产品的消费主力，其文化生产主体身份也日渐凸显。法国的女性主义者福克曾提出女性力比多的概念。女性力比多，就是女性的创造力，其与身体性的深不可测的女性力量相关。这一代女性创作者较之于前代产生了巨大的性别共识，有力的打破了代际之间的创伤循环，并用恰切的性别色彩鲜明的语言去昭示性别困境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像伊利格瑞这样的理论家很早就意识到，女权的呐喊不应该是以男性作为比照而存在的，更多的是在发掘女性生命本质的内在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