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小说总是第三人称的——意思是：即便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也必然被读作虚构的人物之一——诗总是第一人称的——意思是：无论怎样的表述，在诗中都必然会展现出诗人的独特声音（尽管这种声音也完全可以以多元的方式，形成复调或重唱的效应）。换句话说，尽管抒情主义不再是当代诗写作的主导风格，抒情的基质——也就是主体“情”动（affect）的“抒”发，始终是身体与精神通过文字的必要表达。比如，没有什么绝对“零度写作”的“客观”性可以抹杀源自主观的发声。“零度写作”也只是表达主体冷漠或不屑的一种特殊方式，同样具有强大的情动力。那么，问题便在于：面对当代现实，我们如何以文字参与其中？

“现实主义”的悖论恰恰在于它过于相信并依赖主体其实并不绝对拥有的再现能力，反倒落入了主观唯心论的陷阱。而更为“悲壮”的，莫过于承担历史“重任”的幻觉，将抒情主体抬高到时代精神（Zeitgeist）代言人的高度。但是如果，我们假想时代精神的方式是与时代妄想同构的体系，又会怎么样呢？或者再说得更极端一些：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又不是时代妄想呢？当然，只要我们把妄想呈现为妄想，一切便迎刃而解；但我们又时时不忍如此决绝，更不愿引发对犬儒主义的疑虑。但至少，承认主体的卑微和局限，承认主体正是被历史压榨和蹂躏的产物，可以让我们不至重蹈圣徒幻觉的覆辙。

我们还能忍受一个依旧假装占据历史英雄位置的，哪怕是幸存或受难的主体吗？历史的癫狂只能在主体的癫狂中获得映照。从卡夫卡的甲虫，到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到贝克特的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被现代性历史摧毁的文学主体无一继续伪装成清醒（而实际上无限自恋）的受难者。自恋只是水仙花式建构的虚幻自我形象，而真正的主体本来就是他者的阴影，不得不处在某种失败者的地位上，映射出他者的骇人面貌。

幸存或受难并不能担保主体成为历史的代言者。主体反倒只能呈现为难以自控的异常情动，呈现为回应历史灾难的创伤化语言。也可以说，正是灾难性历史决定了主体的呓语。这甚至可以与庄子的论断“以卮言為曼衍”联系在一起（“卮言”这个概念通常就译为“spillover saying”，即曼衍或流溢的言辞），因为主体的绝爽（即剩余快感，surplus jouissance）本身就必然是创伤性的快感（traumatic jouissance）。

既然完整的、自足的自我无非是自恋的幻觉，主体必然是残余的，被击落在真实深渊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也可以说，唯一的主体就是“剩余主体”（surplus subject）——只是我们不能忘记，剩余主体只是匮乏主体的莫比乌斯带的另一面。幸存是一种残存，而对主体而言，溢出正是欠缺的精确表现——没有一种残存的语言不意味着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