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轩辕轼轲诗，聚讼已多，挺他的人视其为诗魔、怪杰，倒他的人欲将他踩入历史的垃圾堆而后快，还有人宣称目前尚没有批评家有能力对轩辕轼轲诗发言。其实用不着对此大惊小怪，在“王纲解纽”的今天，尤其是在轰然纷杂的互联网语境下，一切事物都陷入了混沌和混乱中，这个时代我们对事物认识的根基全都失去了承载它的地壳，陷落到黑暗的熔岩中，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价值淆乱的时代。不管怎样，争议意味着关注，混乱的旋流中那一双双凝视的眼睛，尽管可能来自于像诗人圈内自嘲的“无限的少数人”。因此有必要浏览一下“轩辕轼轲新浪博客”，翻看他这两年新出的诗集《在人间观雨》、《广陵散》，并借以寻绎出一些“说法”，希图找到进入它的诗歌王国的蹊径与路标，这样做本身意味着甘愿承担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风险，混乱已多，凭一己之力再添一混乱又何妨！

一、语言的水泊梁山

语言刺目地凸显了出来，这是读轩辕轼轲诗最直接的感受，这一点很多论者已经有集中的肯定，沈浩波说：“轩辕轼轲在本质上其实是个语言诗人”[1]，“语言诗”意指在现代诗的所有重要构成元素之中，例如意象、结构、修辞、生命体验等，语言本身结束沉默状态，突然上升为诗歌的构成要素之一，甚至有时候成为唯一的要素，结束沉默意味着语言不再是用完即可丢弃的敲门砖、不再是无需注目的透明之物。在这类诗人的创作中，核心意识转向对语音、语词、语义、语用等语言要素的长时间聚焦，诗人有一种语言的激情，沉浸在语言的浑流中，以其生命体验、艺术才华作业于语言，相对克服了长期以来对语言所承载的内容的激情。这样写出来的诗，在阅读层面也相应要求和启发读者有相对等的热情，读者也应将注意力聚焦于语言。在这方面轩辕轼轲本人有精彩的自述：“在汉字的千军万马中，我宁愿做个战士，和小、走、跑、匍匐、卑微、服从、硬着头皮等字眼朝夕相处，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在一个帐篷里打通腿儿，在一个战壕里接受大、威风、倨傲、颐指气使的训斥或者对方、对面、对手的炮火，共同的命运使我们经常抱团取暖，形成三人团、五人团，组成词语词组或长短句，有时还任性地滚下字典的山头……”[2]。

在大面积的抒写中，轩辕轼轲创造出了令人惊骇的语言奇观。接下来我们尝试描述和区分这一语言写作实验所取得的风貌。首先是语言覆盖面的恢廓。轩辕轼轲不像有些宋词家那样只能女生女气地歌唱“红酥手黄滕酒”，也不似一些老牌的知识分子诗人只倾心与形而上相关的事物，更出乎于当下流行的小青年对小资小情绪的沉溺，他有强硬的诗的手脚，有一副“粗糙的灵魂”（鲁迅语），他立足于我们当下亿万人正说着的汉语口语，恢恢乎游刃于当代汉语的每一个细小分支，在那里扎根、汲取营养，又上溯汉魏唐宋诗词笔记，激活尚未死去的种因，采撷沉落的晶石。正如他多次向诗友表白的，他是如此依恋现代的话语，又从小读着封神聊斋一路走来。略读他的诗集，我们即可感到这一个诗性主体与汉语的各个地层、各个时代的血肉关联，大致分类的话，可以查查勘到如此多的话语门类：唐诗宋词的、明清小说话本的、红色经典的、天文的、生物的、网络流行语、报章媒体的、“下半身”或“口语诗人”圈内独有的、一时兴起自造的等等，他把这么多的词汇、句法、段子一锅煮，他有庞大的语言胃口，他是真正的语言的杂食动物。很明显在它看来，一个诗人，一个在场且要汇入历史的当代诗人，必须与汉语的所有既成资源贴身肉搏，为此不惜失去“雅正”的君子风度，更顾不上考虑“含蓄”的美学口味。我们处在一个裂变的时代，既然“西游演了是封神”、“核糖核酸可能存在于新发现的地球孪生兄弟中”，那么为什么在语言面前还要羞羞答答！

另一是随心所欲地组装话语的语调。“语调”是话语在被陈述时所具有的调性、形态和情味。在轩辕轼轲乃至与他相似的一批诗人那里，哪怕连读每人的三首诗，也会感到语言风格的不断变幻，这一时代人们是如此地厌恶板起一副面孔用一个音高讲某一种话，轩辕轼轲们代表了人们内心的这一要求。每一语言现象、每一语词和句子，一旦进入轩辕的口中、笔下、必须立马带上随机生成的口感、气息、滋味，有时像辣椒一样刺激，有时像雪碧兑上双氧水，它必须使你立马打个激灵。对于现成的散落在汉语语库中的语言片段（词句或经典段落），尤其是被熟知或圣化的语词，他则生吞活剥地进行改造，或保留其外壳，或利用其偏义，重新生成而起到令人莞尔的效果，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技艺命名为“反讽”、“解构”和“悖论”等。这样的应用，结束了主体与语言简单的直接对应关系，在主体和语言之间只放进了一架棱镜，使语言产品最终成为一种折射的影子，在这种折射中，人与语言的关系被曲折化也被灵活化了，因为在这个时代工具般忠诚的语言已成前一时代的东西，哲学层面的语言学转向和现实层面的种种变异把我们带到万物需要被重新考定的幻影时代。“上辈子/我风餐露宿，爬雪山过草地/怀里一直揣着窝窝头一样的使命感/我不惜抛头颅抛盐卤抛皮皮鲁/抛们掉一切冬天里的童话/我不如讲个笑话嘿嘿嘿哈哈哈”（《上辈子》），“白居易比安居工程划算，但不易/只好像个吉普赛人那样迁徙/跳起土风舞，披着大围巾/从子宫跑到产房，从故乡跑到异乡/独在异乡为嫖客，为过客/为必胜客/为徐霞客，为客座教授”（《白居易》），写作主体自由升降在语调的曲线里，在很多时候也为他所拥抱的语言本身所俘获所操纵，产生出假面舞会般的狂欢效果，有时慷慨、有时沉静，有时奔跃，有时退守，与语言共徘徊，在语言的维度上实现了柏拉图所说的“灵感的迷狂”。

视语言为命，在写诗的整个复杂过程中，将语言空前地凸现出来，为此制造出令人目眩神迷的语言奇观，现在一般人走进电影院看好莱坞大片制造的各种视觉奇观，一个喜欢文字的人也可以打开轩辕轼轲的《在人间观雨》、《广陵散》来领略现代汉语的一个个奇观。轩辕轼轲自述：“写诗的过程像是斗室里的疯狂独舞，当头脑里的幻象纷至沓来，天花板上就会有各种历史人物与场景如燕山雪片般落下”[3]，这不单是想象力丰富与否的问题。轩辕轼轲与汉语的关系，与有些口语诗人将语言视作工具不同，也不同于海德格尔所认定的特拉克尔、荷尔德林等德语诗人与德语的关系，这一关系被认定为语言通过“诗”与“思”向“道”、“存在”的涌现[4]，这一观念主导了很多现代主义诗人的带有神圣意味的写作。当然也不同于现在流行的“能值漂浮”的写作，他比它要深刻地多，他与这三种都有别。

二、诗篇的生产机制

轩辕轼轲的诗，使人不断想到梁山一百单八好汉出了宛子城渡过蓼儿洼呼儿嗨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场面，他在汉字中狼奔豸突横扫千军万马，左右勾连旁逸斜出，然而据此认定轩辕的写作为“后现代的”还为时过早，或者说还不够，尽管不可否认当代中国口语诗人这一代人都浸润在泛后现代主义氛围中。在此之上，我们还应再做点工作，想想诗人如何从语言的松散王国迈入诗的畛域，生产出一首首诗的产品来。他就是将语言的水搅浑，然而他也有自己摸鱼的绝活，这是秘不示人的独家工艺，来自一个诗人的天赋、日积月累的后天努力和天启式的顿悟。很显然轩辕掌握了诗歌书写的秘技，多少年来对诗的长期思考、阅读的积淀以及人生阅历的增富，锻造出一套打上“轩辕轼轲”标记的炮制诗篇的法子。《杂货店》：

杂货店里，卖的全是杂货
没有一件血统纯正
农民走进来，采购杂交稻种
工人下了班，蹲在门口来碗杂面
诗人们到这里采风，采访店主
回去就能写出犀利的杂文
军阀打此处经过，也要招些新兵
很快就凑成了一支杂牌军
走穴的到这里唱出了杂音
走钢丝的到这里练成了杂技
走马上任的到这里产生了杂念
昔日清廉为官的理想被杂志冲淡
竟然开起了洋荤，生了一群杂种

在大多情况下，轩辕的写作从某一个习见的词或短句开始，这首就是如此，“杂货店”是街边常见、口头长说的一个词儿，诗人不经意间在它上面停留了片刻，却离奇地开启了诗性思维的过程。“杂货店”是一个按钮，一个小口，诗人由此进入到一篇略带疯狂的广阔天地，炫技般地展现语言在思维、记忆的波峰上弹出的亮光，一闪一闪，乃至于无穷。“没有一件血统纯正”是接上去说，由此串联起“杂交稻种”、“杂面”、“杂文”、“杂牌军”、“杂音”、“杂技”、“杂念”、“杂志”、“杂种”一系列相关词汇，在现代汉语构词法中，保留“杂”这一修饰性质的语素，不断变换偏正结构中的“面”、“文”、“种”等中心语素。诗人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投入在“语言的跑偏”上，一种嬉戏的快感驱动着他在语词中不断地向“旁门左道滑行”，而且不断产生加速度，越玩越欢快，愉悦和错愕频出。语言仿佛感染了病毒，正统话语和原有话语的DNA被扩张式地篡改和复制，正如张闳所说：“轩辕轼轲是一个‘话语病毒’制造者”[5]。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推进方式，经常被发散为一种谋篇布局的模式，一种诗思展开的机制，他借以排列语词，借以将一个个奇思妙想的片段置放进去，并且借以实现一种貌似混乱的独有秩序。

这个作为题目的语言片段，有时还具有某些特别的“语言势能”，其内在地能量诱逼写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开始自动造句、自动谋篇，用北京方言说，轩辕有时有点“贫”，他一旦用诗的方式侃起来，势必忽悠得你两耳生风。还应看到的是，轩辕的“技法”当然不止于此，他推进诗篇的方式，当然不止于在合成词内部玩花样，他将语词关联为“轩辕式诗歌”话语的技术还有对位、相似、相反、音形义的离合貌合神离等等。《当我来自科尔基斯》（节选）：

“从左手跑到右手，从手心跑到手背

都是肉，就像贫僧投宿到青楼

吃素的住进了肉联厂家属院

一抬头一个屠夫，一掉头一个屠夫

一回头一个屠格涅夫，猎人笔记

其实你缺乏猎人的武器

你只玩过弹弓，木头枪，电子游戏

你没有替父从军，从木兰辞杀向贺兰山

你没有揭竿而起，从大别山来到自留地

你没有核按钮，一摁一朵蘑菇云

你没有打狗棒，一戳一部鹿鼎记

野心膨胀时，你用手去攥宇宙

攥地球，攥出了岩浆和石油”

所引前五行，有一种明显的对位感。“从左手跑到右手”，左右手相对，整个又逗引起“从手心跑到手背”，意义和句法的在渐变中严格相对，随后的“像”引起的“贫僧投诉到青楼”和“吃素的住进了肉联厂家属院”相对，“一抬头一个屠夫，一掉头一个屠夫”、“一回头一个屠格涅夫”，均是行内和行间的对位。返回去看，和尚住进青楼与吃素的住进肉联厂在意义层面相互关联，而“屠夫”和“屠格涅夫”仅仅是语音、字形上有所关联，意义风马牛不相及。第五行由屠格涅夫关联到“猎人笔记”，下一行写到“其实你缺乏猎人的武器”，再关联到“弹弓”、“木头枪”，皆与“武器”有语义重叠，接下来突转到“替父从军”“花木兰”、“揭竿而起”等，借助汉语语汇间若有若无的联系，自由驰骋在一个个语音场、语义场，在边界地带狂奔撒野。这使我们想到前两年网友开发出来的写诗软件和超现实主义“绝妙的僵尸”式的写作症候，语言音形义方面的关联固然好找，可以借助云技术等机械复制，然而在音形义的绝妙间隙中展开欢乐的嬉戏，刻意制造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动人效果，出人意料地制造拐点、竖起芒刺，恐怕只有对汉语了如指掌且有卓越感受力的人才可以为之。

轩辕轼轲真是把八九十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口语诗的某些倾向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上面我们已初步描绘出轩辕时刻写诗的“技术”流程，但是还不能到此为止。王士强有不容忽视的精彩见解，“轩辕轼轲的诗具有一种‘语言的欢乐’”，“在他的诗中，很少使用深度模式的隐喻、意象……能值与所指之间不是‘纵向’而是‘横向’产生关联”[6]，这是结构主义式的洞见，按照索绪尔的学说，语言在时间中构成语音链时，使用语言的人总是从纵向的语汇星云中选出语词，这是语言的聚合功能，然后横向地组合成语句、语篇，正是组合功能。结构主义文艺理论家进而认为写作时偏重纵向功能的是“隐喻式”的，偏重横向功能的是“转喻式”的，前者是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特征，后者是后现代主义诗学的重要特征。由此说轩辕的写作全部是横向的写作，大体是不错的，他总是风驰电掣地从一个个词句向左向右滑向地平线以外，大有贯通一切前文本、前语境的气势，但是很显然也不尽如此，组词成句时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在语义场中选词，从语义方面看，他诗歌的很多局部也经常指向某个高处，某个诞生更高、更深意义的场所，也就是说他在“横向滑动”的同时也有“纵向意指”的一面，很明显他是现代、后现代交错时期的人物。

三、语言的享乐

轩辕轼轲诗确实有一种“语言的欢乐”，在很多情况下，他为语言的欢乐而写作，他的灵感来自某些词句的撞击，一个个语言片段及其随机带来的场景、情态、意味着实不断地替补着随语言前行时的欣快感。完全可以说这是一切诗人对诗欲罢不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李白在他最杰出的古风中的那种奔流到海的激情、杜甫在他老去渐欲声律细的期期艾艾中，无疑都是因为体会到类似于罗兰·巴特所描述的“语言的享乐”。对语言的爱，近乎身体式地爱（源自肉身）使其如此，日夜沉迷，潜意识中一刻不停地遣词造句，终于超越了表情达意的惯常需要，上升到对语言本身的爱，在语词的一个个拐点和枝节处用力，徘徊，推敲。为此，不仅在当代汉语的世界里生出一种语言的本体意识，而且自我发明出一套秘密的工艺，为语言工作。轩辕确实像他少年时迷恋的连环画中的孙悟空一样，用诗歌在汉语的世界里大闹天宫，像他迷恋的梁山好汉风风火火，在古今一体、中西杂陈的符号体系里风云际会，它意在提供一种触电或者性高潮一样的语言快感，与一切语言符号都短兵相接、贴身暧昧一番，他的确接近了卡尔维诺所期许的那种“轻逸”的美学体验，但是一个问题立耸立在了我们的面前：到此为止吗，轩辕轼轲诗的全部任务在于追逐“语言的欢乐”吗，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吗？

我们很快就想到了韩东在第三代兴起时的热潮里提出的那个近乎成谶的口号：“诗到语言为止”，云集在这一口号下的语言观念在当代诗歌领域里强行结束了之前时代共名之下的工具语言观，提醒诗人们语言的重要，号召诗人们借助个在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实践当时尚显朦胧的本体论语言观。如今看来，韩东及其诗的族裔们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轩辕轼轲及其同仁从一开始就分享了他的父辈诗人们的成果，变了花样地承续了本体论的语言观。说第三代以后的正在行进中的各种诗歌圈子流派均不同程度地延续了第三代开创的本体论的语言观，应该不是无稽之谈。放宽视野来看，轩辕轼轲们以自己的方式迎接了从欧美来的后现代主义文学观和“语言学转向”之后的语言观，中国的诗人们分头并进地努力使中国当代诗歌沐浴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广泛氛围中，于坚、伊沙、沈浩波等人均在一些场合谈及自己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某些关联。可以肯定地说，轩辕轼轲们的写作不是“诗到语言为止”，而是“诗到语言为始”，第三代诗人如韩东近来明确修正自己三十年前的看法，轩辕轼轲立足于本体论语言观这个基础上，要做更多的事，即语言只是一种开始。中国当代诗歌和中国历史一样遭遇着跨越式发展带来的多重问题的交叠和错位，那么上面提到的问题就可以换一种角度来看，詹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一书中反思，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之后，也即以一套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为思维模式将历史文化全部解释一遍之后，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进入了这只无边的“语言的牢笼”出不来了呢，完全听命于语言的宰制而无出路呢？

这是本体论语言观大行其道后遗留的一个严重问题。那么再来回视轩辕轼轲的诗，像轩辕轼轲这样，为语言的快感所驱使，潜意识为语言势能所支配，日夜不停鬼使神差地在汉语中撒泼斗狠，他是不是和他的同行者们一道，陷入“语言的牢笼”难以自拔呢？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他提出中肯的建议——克服能指的自动滑动，避免语词的空转[7]。这种建议的实质隐含了这样的焦虑：一种完全关乎个人快感的诗歌写作，以及一个完全封闭于语言体系内部的写作，形如空中楼阁，既轻飘飘又难以持久，诗歌最终离不开与历史、现实等这些并非完全被语言所同化的东西发生关系。本体论的语言观以稳定的语言思维模式重构世界的图像，现在我们在更新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意识到，这种笼罩不能是无边的，一切都应该有个界限。这一问题极难回答，文学、诗学、哲学对它的解答目前仍在实践中，例如巴赫金、福柯以来的很多人，例如“话语”就是其中一个较令人信服的途径，巴赫金认为必须将对僵硬的语言结构的关注转移到对在历史实践中生成的话语的关注，索绪尔的弟子本维尼斯特认为不能再无视语言符号能指、所指之外的指称这一本性，詹姆逊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本身之外本有一种最基本的存在，这种存在不管它是否被认识，起着符号系统最后参照物的作用”[8]，词与物的联结体不应继续被切断，不应只死死盯住“词”而放弃“物”，“物”的世界依旧在那里而且保持着和语言的摩擦关系。在诗言诗，我们依然试图在从诗歌范畴里做一些臆测式的解答。

四、重新思考诗

就像本文的开篇所感叹的，“王纲解纽”时代一切都陷入了不确定，我们正处在“失去象征的世界”（耿占春语），我们对诗歌的认识首当其冲，然而祸福相依，这也注定了新诗势必向未来的时空展开的宿命，这意味着我们所有真正关心新诗命运的人必须将新诗当成未完成之物在未来一段文化实践中去塑造，本着“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此我们先不给当代汉语新诗下一个定义，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重新设想它。我以为在这个思考层面上，我们仍然有和轩辕轼轲诗歌对话的余地。

首先，“语言的狂欢”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想象性颠覆。语言系统对存在物具有分类、排列，构成一个庞大的等级秩序的功用，这是人们普遍接受了的一个语言哲学的成果。数不清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具有等级优劣的符号分支千丝万缕地交错成语言的宏大体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时代的价值判断，背后还融合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价值残余，例如“阳”高于“阴”，“男”优于“女”，“官方”比“山寨”更可靠等等，这些偏性的对立判断构成语言的森然体系。现在轩辕轼轲不顾这一切，甚至是有意冒犯常识和权威，像一把锋利的剃刀滑行在语言的各个层面，畅行无阻地混搭着一切语言片段，现代的接通古代，低俗的降格经典的，欣悦地瓦解悲情的。《广陵散》（节选）：

“我登基的时候 你正在讨饭

我在金銮殿尿湿了裤子 从龙床

一个趔趄坐在地上 你却走进城门

把断镜从怀里掏出来算了一卦

我彷徨的时候 你正在呐喊

我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 两耳不再

倾听窗外之事 你却坐在太阳底下绝食”

变换人称、设想情境，这样的超时空混搭轻易地颠覆了人们借助语言符号实现的等级制度，金銮殿的威严生活与街头的波西米亚风融为一体，魏晋时代的孤愤与鲁迅的彷徨相互映照。巴赫金说拉伯雷的《巨人传》充满了民间狂欢节的气氛，人们在暂时的狂欢中实现了酒神精神的解放，自由自在地消解着平日里敬而远之的权威，一切无差别，一切都轰然消散在泥尘中，轩辕轼轲带来的正是这样的效果，他的扩大语言接触面、语调调配和在语言内部施法的手艺，带来的正是一种中国式的狂欢，水泊梁山式的语词起义行为。当然按照严苛的现实理性衡量，这一欢乐的达成与象征主义一样归根结底是一种“想象性的自我满足”，狂欢之后人们还得回到冰冷的现实之中，然而纵使是“想象性的颠覆”[9]，也有着不可忽视的解放作用，既然在一定条件内个人不可克服现实的僵硬，最起码可以在个人精神层面实现一种超越性的解放，这是文学、诗的功能之一。

其次，诗歌在轩辕轼轲这里没有放弃对现实处境的认知功能。到了当代，诗歌基本上不再承担知识的任务，像孔子说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像但丁那样帮助人们建设一个关于天国的严密秩序，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肩负着认知功能，即使诗歌进入了完全的艺术的领域，但是还没有彻底褪去“知识”的遗留色彩。当代诗歌与科学、哲学不同，然而它汲取它们的某些长处，像艾略特所说的那样，生成一种具有智性因素的感性来投入世界，用一种变化了的情感来把握现实。轩辕轼轲也是这样，从“词-物”联结系统中延伸出来的无边的物的一维——现实世界在他的诗中依然有着忠实的表现，有时是用细节直呈其事，有时是光影的多角折射，“我坐在地球这个冷板凳上/看这场超宽银幕的世界”（《太精彩了》）就代表了一种热中有冷的认知态度。“我是从土星开始起飞的/我只能从土星上起飞虽然它有点土/但我是在这里无师自通/我一直想落户火星/可路途迢迢地让我绝望/我试了几次还是跳上了地球”（《服务区》）这类狂放的想象代表了对外层世界的认知。《收藏家》：

我干的最得意的

一件事是

藏起了一个大海

直到海洋局的人

门外疯狂地敲门

我还吹着口哨

吹着海风

在壁橱旁

用剪刀剪掉

多余的浪花

这首精绝的小诗刻画了一个负隅抵抗现实不公的“饥饿艺术家”，他提醒人们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值得去守护，它对照出现实世界的恶。《小丑贾三》则是当代底层人物的“滑稽列传”，贾三其人先在剧团当小丑，后来蹬三轮谋生，“他的心肠更软，肝却越来越硬”，最后戏友送他进了天堂。揭示出在当今媒体叙述中看不到的现实的另一面，对世界“荒诞”的认知凸显了出来，“我喜欢读……卡夫卡、贝克特、卡尔维诺、巴塞尔姆等，他们的作品是人类在想象力的天空建立的一个空间站，在不同的侧面我感受过那种洞开的光芒”[10]，这种对“荒诞”的深刻洞察是一致的，“荒诞”是对世界本相的一种诗性体认。

最后，轩辕轼轲这类诗具有伦理的操守。完全可以说，狂欢更多的是因为“义愤”，“愤怒出诗人”，一种对几乎植入人性内部且普遍流行的恶的刻骨的恨，这种情感中包含了哀伤和无奈。这解释了为什么轩辕轼轲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对魏晋风度的天然地亲和力，比如他的《广陵散》、《夜半忽起》、《晨起忽忆邰筐》，仅从语调上看就近似于《世说新语》，正如鲁迅所洞见的，嵇康等人“吃药饮酒学驴叫”的放诞行为背后乃是对伦理公义的执着，是因为物极必反，也是因为不愿同流合污。口语诗的集大成者伊沙于人们常见的痞子、小市民身份之外，隐藏着一重知识分子身份，近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中所称道的在自己专业之上的对于人类道德和命运的凝视和坚守，上溯来看，北岛如此，严力如此，沈浩波、轩辕轼轲也如此，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愧于历史和时代，这一点必须指出以正视听。不过他们不得不隐藏起来，而现在人们习惯于太多地放大他们放诞与不入流，无视他们灵魂的哀伤。《春节怀大舅》（节选）：

大舅，你走了两年后

我又开始写作了，为你穿透地面的目光

为他们奉送给我的屈辱

为自己不屈的心，我要写

我要把右手率先写成白骨握住你的骨头

请给我力量，我还有左手

还有舌头，喉管，即使割掉了这些

我还能在大地上写红字的头

此诗前面几节以典型的反讽笔调写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历史年代自己和大舅一路走过的历程，怀念已经死去的大舅，后面来了这么几行，几乎是个人写作的宣言，令人震撼，一种曼德尔施塔姆般的伦理的激情透过语言弥散开来，“我要写”，即使手成白骨，即使像烈士那样被取消舌头和喉管。这是一首渐为人提及的作品，类似之作在他的诗集中还有很多。轩辕轼轲们在历史中的穿越带有深刻的透视精神，对现实的关照带有严苛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他不单是嘻嘻哈哈。

尊重词与物的致密联结，重新意识到秩序、认知和伦理本身是物的延伸，也是语言的构成部分，如果认同“语言是存在的家”，词与物浑融一体存在于人的世界里，那么就应当认可以上功能。如果我们对轩辕轼轲及其同仁的写作仍有不满，那么不应该是指责他们离常识太远、放纵语言空转，而是嫌他们在语言上走得还不够远，要远到为当代汉语重绘一条地平线，立足于本体论的语言观，同时继续撒泼使坏，向下挖掘，重新更有力地关联起一个世界：由物构成的现实。这个“物的现实”与语言体用不二又可感可触，为诗的体验、诗的认知、诗的伦理提供着动力和契机。这样，新诗在向语言继续进军的同时也艰难地重塑着它自己。

 注释：

[1]沈浩波：《小鬼说岁月啊沧桑》，微信公众号“诗歌是一束光”，2015年6月15日。

[2]轩辕轼轲：《在汉字的千军万马中》，《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2期。

[3]轩辕轼轲、姚霏：《踢爆诗歌桎梏的临门一脚》，《春城晚报》，2012年11月4日。

[4][德]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对特拉克尔诗歌的一个探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5]张闳：《误解的病毒与讽喻的诗》，网易读书频道，2012年7月3日，http://book.163.com/12/0703/16/85GL2T0O00924JQP.html。

[6]王士强：《语言的绵延、狂欢与反抗——论轩辕轼轲的诗》，诗生活网站“诗观点文库”，http://www.poemlife.com/libshow-2690.htm。

[7]同上。

[8][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结构主义及俄国形式主义述评》，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90页。

[9][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10]轩辕轼轲：《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想象力搬家的游戏》，《南方日报》，2012年7月1日。

程继龙：陕西陇县人，生于1984年3月。文学博士，现供职于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研究、诗歌评论。在《外国文学研究》、《艺术评论》、《光明日报》、《文艺报》、《扬子江诗刊》、《星星诗歌理论版》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也写诗、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