轩辕轼轲,1971年生于山东临沂,作品入选《当代中国诗歌》俄语版、《塔:中国当代诗歌选集》西班牙语版等多种海内外选本,参加2017俄罗斯第十届国际“莫斯科诗人双年展”等活动。获2012年度人民文学奖、北京文艺网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第七届“天问诗人奖”、磨铁诗歌奖“2017年度、2019年度汉语十佳诗人”、2019年度北京文学奖等奖项,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著有诗集《在人间观雨》《广陵散》《藏起一个大海》《挑滑车》《俄罗斯狂奔》《告诉他们不要来了》、诗合集《来真的:汉语先锋·五人诗选》(和沈浩波、西娃、里所、盛兴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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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轩辕轼轲的诗
张立群

 

在历经数年的沉寂之后,轩辕轼轲再次回归诗坛,并以《在人间观雨》、《广陵散》两部诗集作为记录时间的见证。也许,按照习惯的“知人论世”模式,轩辕轼轲依然会被某些读者视为某一类或某一群落的诗人,但反复阅读他的诗,就会发现有时候所谓命名会因为过于简单甚至偏颇而显得不那么重要。像一位怀揣语言利刃的诗歌游侠,轩辕轼轲时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时而先锋、前卫,敢于孤军深入写作的腹地,并最终使他的诗和他的名字一样,个性鲜明且又令人难以捉摸。他的诗因其敏锐的感受力和独特的表现力常常呈现出多重影像,为此,我们有必要以分解镜头的方式,讲述其幻化时的姿态。

 

一、“孤独的体验”及其有效展开

 

按照年代史的顺序,我们可以将“孤独的体验”作为进入轩辕轼轲诗歌的逻辑起点。阅读轩辕轼轲早期的诗,可以感受到生命的孤独及其独特的表达方式。那里既有一个人的故事,也有一个人的喝彩,还有一个人的战争和一个人的思考……也许,在每次书写孤独时,外部世界环境会有所不同,但轩辕轼轲关注的只是“自我的世界”。在《太精彩了》中,他曾以旁若无人的形式写出了精彩的发现以及发现时的孤单:“太精彩了/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坐在地球这个冷板凳上/看这场超宽银幕的世界/忍不住率先鼓起掌来/却没有人响应//整个宇宙间/也就只有我这两只巴掌/像上帝的眼皮/眨巴了几下”。因为地球这个“冷板凳”空间过于广阔,所以,轩辕轼轲的曲高和寡就有了别样的滋味。将孤独的场景无限放大之后,诗人在无限提升自己的过程中也提升了无人呼应时的冷清。无人理解与无人喝彩有时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地,此情此景会在无形中强化自我意识,直至将孤独转化为具有启示意义的财富。而在《路过春天》中,那个“假仁假义”的“我”,曾“身上披满了青草”、“模仿着春天将自己装扮”,又在“混进了春天后”、“暗自偷笑”,“不料不依不饶的春风/大踏步地从背后追赶过来/一把撕去了我的伪装/露出了那张//雪盖冰封的脸”。这里,不露破绽地“混进春天”,可以视为一种应对的策略。正如人们必将要经过季节的轮回、时间的流转,变化与发展是我们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但“我”的内心是封闭的、隔绝的。相对于如期而至的春天,“我”只是一个过客;“我”依然停留在冬天的世界,以至于必须要以伪装混迹于春天。没有更多交代前因后果,轩辕轼轲只是通过过程性叙述揭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人生状态。因为与众不同,那张冰封的面孔显得如此陌生。以不变应对改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那张冰封的面孔感受到诗人在叙述若干搞怪场景、捉迷藏游戏时的“含泪的笑”。这种孤独感透着寒意,带着裂解般的疼痛,其潜在的孤独感是直刺灵魂、深入骨髓的。“我”不想改变,为此不惜上演了一幕闹剧,轩辕轼轲将这一份孤独的体验赋予了戏剧化的场景,其浓重的自我意识体现于诗歌语境中的对立与反差。

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让诗人沉湎于自我放逐、钟情于拒绝他者到场?除了那种可以称为优秀诗人普遍存有的孤独感之外,轩辕轼轲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与艺术腕力的转化,也是这份“孤独的体验”可以成为有效写作的重要前提。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轩辕轼轲在上述诗篇中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成熟、深刻,总能巧妙地抓住当下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的痛处。它们无时无处不在但又不可轻易言说,它们虽由种种原因造成,但却无一不见证了个体时代的生命之重,进而指向了人性的命题。

从“孤独的体验”看待轩辕轼轲的写作,他理当被视为起点颇高的诗人。相对于《路过春天》,轩辕轼轲曾有一首《需要》:“需要有一把斧头/并不是劈开我们/心头的冰山//而是劈开这个想劈开冰山/的念头//被这个念头/所冻结/我们在严寒里自作自受//浪费掉了多少个春天”。在体验“孤独”的同时,轩辕轼轲也会在某个偶然的时间写到内心的释放与敞开。令人吃惊的是,轩辕轼轲不仅看到压在心头沉甸甸的冰山,更看到了隐藏于冰山背后的、受其制约的念头。如此书写内心的围困显然要比简单的劈开冰山高明了许多。内心的围困是一道无形的、精神层面的障碍,它和孤独的体验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共同呈示了心灵的焦虑和精神的伤痛。它们结伴而行,反映了轩辕轼轲从写作开始就深入到当代生活的内部并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轩辕轼轲也因此成为新世纪以来现实感极强的诗人之一。

 

二、被重新解读的历史与现实

 

很多人都注意到轩辕轼轲诗歌的解构倾向,且解构对象非常宽泛。不论是历史人物、故事、传统曲目,还是包括自己在内身边的各色人等,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恰当的文字,轩辕轼轲都采取“一个也不放过”的态度。不仅如此,他的解构常常是多方位、立体式的,具有很大的文化信息量;同时,他的解构也力求幽默、轻松的风格,让真实、权威、意义乃至自我在消解的过程中博得读者一笑,进而唤起省思。以《是XX  总会XX的》为例,从“很久很久以前”,班主任给我们上“第一堂课”,顺理成章、铿锵有力地讲述“是XX  总会XX的”,“这句话像是火苗/直蹿进我们青春的血液里”,到具体包括“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骏马总会奔驰的/是天才总会成功的/是龙种总会登基的”,我们在“熊熊的火焰中”“翻看典籍”,“对历史上的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指指点点/好像在说着以后的自己”。多少年过去后,“再也没有一个人对着我们喊/是XX 总会XX的”。后来,我们终于在班主任的葬礼上相遇,“是XX  总会XX的”无一成为现实,而结论也不过是“是活人  总会死掉的”。人们至少可以读出一段历史,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和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现实生活让观念转变以及“一代人的远离”等内容。“是XX  总会XX的”可以套用出很多语句,且在19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成长过程中,经常作为长辈教导的至理名言回响在耳边,但它所包含的肯定价值判断特别是理想、渴望却并未成为现实。它在“是活人  总会死掉的”中回归至最基本的生存法则,而多少无奈与怅惘只是无情岁月馈赠给我们的客观事实。《是XX  总会XX的》是解构性的:它既解构了历史记忆,也解构了历史本身;它在赋予当年告诉我们这句豪言壮语者的结局时有些冷漠和消极,但却因此道出了平凡而卑微的人生,并在旧日重现时敲打了此刻的现实。

基于理论的视域,我们可以将轩辕轼轲的解构性写作归于后现代的立场,因为它对元话语、价值均秉持了质疑的眼光;基于具体的写作,我们可以将轩辕轼轲的写作归纳为一种反讽,其隐含着“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后现代和反讽当然可以放在一起讨论,何况反讽本身就可以作为后现代写作的重要方式之一。但相对于笼统、芜杂的后现代和具体的诗歌写作,笔者更倾向于那种具体的后现代式的反讽——“‘反讽游戏’错综复杂地搅和进了目的、主题的严肃性。实际上,反讽可能是当今时代我们能够保持严肃的唯一方式。……话语先于我们的一切言行而存在并将其置于语境之中,我们无法忽视话语,而我们正是通过反讽式戏仿表明自己意识到了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必须重新思考‘过去的陈词滥调’,而且只能以反讽的方式重新思考。”[2]通过这种反讽,轩辕轼轲从容地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正如他的《广陵散》,以“我/你”相互对照的叙述,从古代说到现代,从典故、名著说到当代生活:“我厌倦的时候  你正在好奇/我杯酒释兵权解甲归田  闻鸡不再起舞/向老农讨教种瓜之术  你却毛遂自荐/弹着一柄短剑埋怨福利待遇越来越差”;“我隐退的时候  你正在出山/我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兄弟不陪你们玩了/端起了一只酒杯乐不思蜀  你却点头抱拳/煞有介事地拉开架势  和李寻欢结下了冤家”……“广陵散”本为中国古代名曲,三国时期魏国的嵇康善弹此曲,秘不授人。后嵇康遭人陷害,在临刑下弹奏此曲,并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广陵散》泛指“事无后继、已成绝响者”。轩辕轼轲以“广陵散”为题,以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重释“名曲”,正基于对历史和凝固价值经典的重新考察,错开、分离、悖论、矛盾……“广陵散”无法流传的本意正被这些琐碎、片断、偶然甚至不着边际的对立场景所取代:没有交集自然无法交流,而凝重的绝响就这样被日常化的叙事所取代,且古往今来、从未停歇。

 

三、“消极的自由”与柔软的内心

 

     轩辕轼轲曾将“在人间观雨”作为诗集及其“后记”的题目。在将收入本集的诗,当作“十三年来在我脑海上空飘过的若干场雨”的同时,轩辕轼轲颇为真诚地写道:“如此说来,整个人间,就如一阕雨中曲,人们用小腮帮举着泪雨从胎盘中来,又在亲友帮围观的泪雨里到坟墓中去。不论再怎么呼风唤雨过,都会和凄风冷雨接壤;不论多少巫山云雨,最后都是一根根彩虹般的枯骨”[3]。由此阅读诗集中的同题诗《在人间观雨》,领略“在人间观雨甚好,但雨会停/在城头观山景甚好,但山会崩/在时局观棋不语甚好,但棋会输/在东窗观飞鸟甚好,但鸟尽会衔走良弓”所藏的深意,在相互对比的句式之中,轩辕轼轲依然解构了许多场景,但也同样没有获得观景的乐趣甚至是无意义,他只是在观景的起点与终点上摆动,直至让人读来感到有些无可奈何。上述阅读印象,不由得使笔者联想到克尔凯郭尔著作中的一段话:“在反讽之中,主体是消极自由的;能够给予他内容的现实还不存在,而他却挣脱了既存现实对主体的束缚,可他是消极自由的。作为消极自由的主体,他摇摆不定地漂浮着,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支撑着他。然而正是这种自由、这种漂浮给予反讽者某种激情,因为他陶醉于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之中,因为倘若他眼看一切覆没、灭亡而需要慰藉的话,他总可以去投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能性。不过,他并不沉迷于这种激情,这种激情只不过是激发、滋养他毁灭的渴望而已。”[4]轩辕轼轲的诗有着较为明显的“消极的自由”的特征,“消极的自由”同样是他生命认知之后的写作态度。他了解自己、了解人生,也清楚地知道当下诗歌写作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的《捉放曹》虽取材于传统戏剧曲目,并在反复重复“游戏”、“烦了”等词的过程中,让人觉得絮叨和厌烦:“最后我都烦了/曹操也烦了/我们决定不玩这个游戏了//我们捉起了老鼠/最后老鼠都烦了/我们也烦了/我们决定不玩这个游戏了//我们和老鼠一起跑/等着后面有人捉/最后我们全烦了/后面的人类更烦了//我们决定不玩这个游戏了//至今我们还没决定/接下来玩什么游戏”。但轩辕轼轲似乎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结果。以诗歌的形式书写近似于西绪弗斯的怪圈,游戏人生最后反过来等同于人生也成为一场游戏。不玩这个游戏但又没有接下来的游戏,“我们”是如此尴尬;而当新的游戏开始之后,捉与放的对象可能不同,但形式却会绝无二致。通过表面的无聊和重复,轩辕轼轲最终指向了存在的意义和内心的绝望。

从“消极的自由”,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推究出轩辕轼轲解构表演背后的失望、悲悯和拥有一颗柔软的内心。有多少怀疑,就有多少关切,只不过轩辕轼轲从不想成为一个宣传式的、宣言性的诗人。在《趁着》一诗中,他曾以“趁着还有一杯水/让我们递给嘴唇//趁着还有一滴水/让我们缩首抱膝//钻进这滴水里沉默/然后在地球的面颊上//缓缓淌下”,说出了一个诗人对于生命、环境的关怀之心;同样地,他也在《魔术师》一诗中通过“魔术师”将一切通通变没之后,让地球回到一个光秃秃的圆球,而“我们只好操起旧石器”,形象地触及到了人类生存的普遍问题。应当说,在某种心境下,“消极的自由”会加重这份忧虑、强化这份关怀,所以,才会有《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最后一杯水》等内涵较为丰富的诗篇。“消极的自由”可以产生激情以及叙述的快感,可以使轩辕轼轲沉浸于暂时的幻境之中,但一切终归要回到现实中来,所以,冷静的反思、无尽的感慨又泄漏了轩辕轼轲的秘密,他的诗总能在不经意间触碰时代与人性的创痛之处,而这种独门武器,在感染读者的同时首先感染了轩辕轼轲自身。

 

四、想象力、口语叙述及其他

 

事实上,在以上所述中,我们就已看到轩辕轼轲是一位充满想象力的诗人。没有想象力,无法抵达自由的边界,无法让奇思妙想驰骋于各种题材之间。尽管,轩辕轼轲以“想象据说也是有边界的”为题,写过“有时我也想拿出成吉思汗的架势去开疆拓土/争取把想象的界碑朝外挪上一下/但想象中的困难总会接踵而至/有的困难大得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就自我安慰地觉得在想象之外/确实存在着一角我想象过的飞地”,但其实质却是更为准确地揭示了想象的有限性和无限性。如果说《南方日报》在访谈时使用的标题,即“写作本身就是一场想象力的搬家游戏”已说明轩辕轼轲诗歌想象力的广度及“疯狂程度”,那么,其想象的深度同样也需要着重强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想象力的广度决定了轩辕轼轲诗歌的主题指向,而想象的深度则指向了轩辕轼轲诗歌的修辞手段和驾驭方式,二者共同支撑起轩辕轼轲诗歌的想象世界,并使他在“疯狂想象”之余乐不可支,直至产生创作短诗《收藏家》时灵魂出窍的体验。

与想象力相对应的,轩辕轼轲是一位擅长于口语写作的诗人。没有什么惊人之语,也没有什么晦涩艰深,轩辕轼轲喜欢一目了然地向读者呈现自己的写作。当然,对于具体语言质料的应用,他讲究场景的转换和叙述的节奏;他有让简单的语词在一波三折中变得耐人寻味的能力。如《此刻我在写诗》的列举、铺陈、张弛有度;如《一捧雪》的对比、主客体转换、卒章见志,轩辕轼轲始终强调并追求那种“剔除掉伪抒情、滥情与乏味、故弄玄虚等所谓虚假诗意之外的真实诗意”[5]。在写于2013年2月的一系列关于诗歌写作本身的作品中,轩辕轼轲曾集中表达他对诗歌语言及其运用的看法。“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枪声,千万不要忙着把这首诗撕掉/也许只是两个相邻的词擦枪走火,用逗号把他们隔开/就会躺回各自的战壕,再说对于一首平淡如废话的诗来说/出现一两下枪声是有好处的,起码能使昏昏欲睡的词汇活跃起来”。让“词汇活跃起来”,是一个可取的理念,它表明诗歌中即使出现不和谐的音符也没关系,只要能够处理好词与词的关系,唤起词语本身的活力。而在《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担架》中,“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担架,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读者会摘掉眼镜躺上去,再结实的稿件也无法容忍/一个人的体重,最好的解释就是灵感在思路的长征中/英勇负伤,需要躺在担架上思考下一句的方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先住进老乡家,让她为亲人熬鸡汤/让灵感彻底痊愈后,再把担架拆开做大旗/弥漫的药味会形成雾霾般的涂层,使结局充满传奇”,则告诉写作需要转换、需要思考,需要化简单为繁复、化平淡为传奇,即使写作对象本身从来不是什么特殊事物……这些作品还包括《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车祸》《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轰炸机》《如果一首诗里出现了光盘族》,都是“以诗解诗”、传达具体写作经验之作。通过它们,我们可以看到轩辕轼轲十分注意处理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使用口语进行诗歌叙述在轩辕轼轲那里从来不是一种负担,相反地,他倒乐意以贴近生活和现实的口语展现汉语无限的可能性。只要找到合适的视点,就会写出好诗;此时,用简单、真实、生动的口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这或许正是轩辕轼轲所要告诉我们的。

因为在写作上有明确的方向感,并形成了自己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轩辕轼轲已可以作为成熟的诗人论之。他的诗既能够让我们看到真诚而自由的心灵,又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语言刺穿历史和现实时的疼痛。相信再次提笔后,轩辕轼轲会在总结以往写作经验的同时积攒了更多的诗歌之力:这些力量在指向未来时包孕着多种可能,为此,我们有必要对轩辕轼轲的写作充满期待!

 

注释:

[1] [美]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页。

[2] [加]琳达·哈琴:《后现代主义诗学:历史·理论·小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4页。

[3] 轩辕轼轲:《在人间观雨·后记》,北岳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177页。

[4] [丹麦]索伦·奥碧·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页。

[5] 张立群、轩辕轼轲:《挣脱桎梏的灵魂体操——轩辕轼轲访谈》。

 


 

张立群: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流动人员、《中国诗人》杂志社编辑,出版专著《中国后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阐释的笔记:30年来中国新诗的发展(1997—2008)》等4部、诗集《白马:诗的编年史(200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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