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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诗人的轩辕轼轲大概也算得上一个传奇了，他在进入21世纪的最初几年井喷式爆发，声名远播，但不久却又戛然而止，淡出江湖，到了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却又策马归来，以其独特的作品再度引人侧目、惊叹。一切似乎都不太合乎“规律”，不好解释，不按规矩出牌，在当今这样一个平庸、乏善可陈的时代，轩辕轼轲这样的“异数”或许正代表了诗歌的一种极为可贵的向度：追寻自由、我行我素、不走寻常路……轩辕轼轲其人其诗已经具有了某种话题性，而在这里面，最应该关注的无疑是他的诗歌文本，可以说，他已经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练就了某种“独门秘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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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轼轲的诗具有一种“语言的欢乐”，这应该是他诗歌创作原初的动力。我相信轩辕轼轲的诗首要的不是为了表达思想、观点，不是为了抒情、表达情感，而主要是一种语言、词语的历险与欢乐。在他的诗中，很少使用深度模式的隐喻、意象，语词平易自然，但却别出心裁、另有新意，能指与所指之间不是“纵向”而是“横向”产生关联，词语如水流蔓延、转向、覆盖，难以预料，不知所踪。他充分利用汉语的谐音、多义等特点，不停地制造了词语的漂移、叠加、陡转、逃匿，每每出人意料而又发人深省。比如《中国足球现状》中谈到的“黑”与“白”：“球员是黑的/裁判是黑的/教练是黑的/足协官员是黑的/经理人和经纪人/都是黑的/只有球迷是白的//白吆喝/白花钱”，从潜规则的“黑”，而平移到“白吆喝/白花钱”的“白”，形势急转直下却又在情理之中。又如《饮中赠贺中》中的“深刻”一词：“你的胡子印象深刻/你的豪爽印象深刻/你的酒量印象深刻//三刻拍案惊奇后/才发觉/你的青春不翼而飞//如高原的皱纹/在西藏深刻”，从作为形容词的“深刻”到动词的“深刻”，同样机智而诙谐。而如下诗句诸种的“花”真可谓是花枝乱颤、异彩纷呈：“据百家讲坛考证/女娲补天时就戴过花/天女就散过花/盘古挥舞着斧头/身上经常挂花/男人要先献花/才能摘花/女人要先被采/才有钱花/花花世界/击碎了世界末日的预言”（《春风过驴耳》），犹如词语的展览馆，在词语的平移中串联起了多重的世相。而在诸如《敦促杜十三投降书》中，轩辕轼轲则通过对于政治话语的戏仿、误用而实现了对之的清洗、漂白、反思，既让人忍俊不住又另有所思。总的看来，轩辕轼轲的诗歌语言绝不冷僻、生硬，而是非常日常、自然的，他似乎只是比生活口语多走了一步。但这一步却不寻常，而是发生了质变，跨越了鸿沟，从生活的、世俗的变成了艺术的、“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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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轼轲曾经是“下半身”诗歌的一员，这并非是不重要的。“下半身”无疑是新世纪以来引起争议最大、毁誉交加的一个诗歌群体，大概也是受到误读与误解最多的一个诗歌群体。如果我们单独看其中的每个诗人，沈浩波、朵渔、尹丽川、巫昂、李红旗等，应该说都是同时代诗人中的最为优秀者之一，甚至可以说，是“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但关于“下半身”诗歌本身，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与讨伐，甚至被视为洪水猛兽，这本身是有些吊诡的。而实际上，除却“下半身”命名中难以避免的矫枉过正的成分和争取话语权的策略性之外，“下半身”诗歌作品的确带来了不少新的美学因素，诸如身体性的加入，欲望与感性的解放，对“真”（而非“美”）的强调与追求，对诗歌中精神高蹈、言之无物状况的抵制等。这些实际上既是“下半身”群体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也是它最大的意义所在，代表了新的一批诗人、一种美学风格与趣味的“崛起”。此后，诗歌更直接、更有力、更接地气了，当然同时也变得更简单、更粗鄙了，一体两面，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是共在的。不过，还是应该看到它的积极意义更多一些，因为它将诗歌从一种狭窄的、二元对立的格局中解放了出来，而开拓了另外一片广阔的天空。而至于它的负面影响，其实正是下一步所要克服的，诗歌正是在这样一步步的纠偏和辩驳中前进的。如上所谈似乎离本文的主题稍远，但实际上并不尽然，因为轩辕轼轲也属于“下半身”的重要一员，他的写作也体现着如此这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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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从21世纪之初真正介入到当代诗歌的场域，轩辕轼轲大概也算得上一个“网络诗人”，这不仅指他初期的作品首先是在网上传播，很大程度上是靠网络成名，同时还指他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网络风格”：他的诗作大多机智、诙谐、轻松、好读，不“装”、不故作高深、故作深沉，言之有物，痛快淋漓，而又有余味，有弦外之音。以他最初的代表性作品《是XX，总会XX的》来看，先是在学校里“我们敬爱的班主任”的教诲，“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玟瑰总会开花的/是骏马总会奔驰的/是天才总会成材的/是龙种总会登基的”，这也符合年轻人对于生活和世界的向往与想象，然而，想象总是美好的，现实却往往冷峻而无情，时间逝去，过去的理想已随风飘逝、付水东流，“我们毕业后各奔东西/养家糊口  生儿育女”，已经被现实所收编、所改造，而二十年后，我们去参加班主任的葬礼时，那些“昔日的金子玫瑰骏马天才龙种们”已经变成了这样：“我们躬腰驼背　垂首肃立/互相不忍对视//金子已经变成了废铜/玫瑰已经变成了枯草/骏马已经变成了病驴/天才已经变成了蠢材/龙种险些沦为了乞丐”，而此时，“我们的班主任”“他紧闭着眼睛和嘴唇/在火化前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是活人，总会死掉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同样的句式，前后却表达了截然不同的内容，前面说的是实现理想、获得成功、付出总有回报，后面说的则是岁月无情、命运多舛、失败不可避免、繁华终究凋落……如此，语言上是愉悦的、有快感的，但是绝不浅薄，而是包含了生命中的锥心之痛和不可承受之重，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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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轼轲的诗长于“叙事”，并且有着明显的“戏剧性”特征，或许这也是当今这样一个“有故事”、“多元化”时代的要求。他的叙事客观、冷峭、外冷内热，往往同时有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视角加入其中，如《广陵散》、《我与李白》甚至颇具“穿越”之风，形成了时空穿梭、古今对话，不无恶搞的成分但又有着严肃的精神追求，实际上是为了揭示某种共通、共同的处境和问题。而说到诗歌中的“声音”，轩辕轼轲的诗可谓是众声喧哗、旁逸斜出、杂花生树。他诗中词语的拼贴、并置、戏拟、反讽、误用等现象非常普遍，俨然词语的一次“飞行集会”，原本毫无关联的词语却遇合、混搭成为了一种奇妙的风景，在这样的过程中，语言的弹性、活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其可能性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张大。比如他的诗《是离愁》列出了“离愁”种种：“是离婚之前结婚之后的愁/是离别之后被别人娶走的愁/是离离原上草上马失前蹄的愁/是离骚酒楼遇到一个骚货向你招手的愁/是人民币和裤兜错过的愁/是崇拜者和自己失约的愁/是吃不到葡萄就啃眼珠泪珠的愁/是衣带渐宽一下子掉到脚踝的愁”，初看似乎是不着边际、风马牛不相及，而同时又是神来之笔，因为它们句句不离“离”与“愁”，从未偏离“主题”，这种现象在轩辕轼轲的诗歌中非常普遍，是形成他个人风格的重要方面之一。这种戏剧化的混搭其实也是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真实反映，面对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瞬息万变、鱼龙混杂的世界，或许任何一种声音、一个视角都只能是片面的，而尽量呈现不同的因素、不同的观点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写作上的伦理要求，因为只有如此，才可能避免某种霸权主义和极权思维，那种不加反思、唯我独尊的写作在当今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美学上的窘困与有限性。轩辕轼轲的一些诗看起来是没有深度、没有“主题”的，不过，我觉得他是在寻找另外一种深度，或者说，是包含了多个“主题”，这也是他的诗与网络、与后现代关系更近，而与传统美学范式距离稍远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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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轼轲的诗时有诡奇的想象，呈现出超现实的、魔幻的效果，但同时，这些作品往往又能够直达世相或事理的真实，耐人寻味，令人拍案称奇。如他早期的作品《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实在是太精彩了/我坐在地球这个冷板凳上/看这场超宽银幕的世界/忍不住率先鼓起掌来/却没有人响应//整个宇宙间/也就只有我这两只巴掌/像上帝的眼皮/眨巴了几下”，这样一首极其简单的诗，却包含了对自我的处境、对个体与世界之关系的诗意呈现，有着无数种的读解可能，如此新异的想象简直是匪夷所思而又妙不可言。又如《大红脑袋高高挂》，全诗如下：“每逢节日/总要在城头/大红脑袋高高挂//看到这些/怒目圆睁的脑袋/我总纳闷/他们的身子哪里去了//直到有一天/我被割掉了脑袋/挂在了城头//我终于在欢呼的人群中/看到了自己的身子/虽然失去了一个头/却兴奋地挥舞起了/两只拳头”，这首诗所写或可被看做是一种象征，而最后“我”看到自己失去头颅的身体挥舞起拳头欢呼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这既是神来之笔的想象，却又分明就是你我深陷其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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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说到了现实。如果说轩辕轼轲的诗只是一种语言的游戏、狂欢、放纵的话，那终究意义不大。一种写作，如果不能与人的生存、人的命运、与个体所生活在其中的现实发生关系的话，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值得怀疑的。写作是一件比个体生命更长久的事，它关涉的应该是“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它以语言为载体，却不应拘于“此时此地”，也不应“到语言为止”，而应该穿透现实的迷雾，说出真相，追寻大美，表达人（人类）普遍性的境况，如此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产生共鸣，作品也才能够具有生命力。轩辕轼轲的诗看起来超越、洒脱，颇有豪放不羁、不食人间烟火之风采，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或者说，这只是表象而已，其内在本质可能恰恰与之相反。对轩辕轼轲而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他是要以之为武器进行一种反抗，这种反抗的对象，可能是现实，可能是政治，可能是某种观点、观念，也可能就是语言本身。可以说，他不是语言至上的，而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轩辕轼轲的诗中，像《小丑贾三》、《小宋》这样直接处理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这种方式可能更为“传统”一点，但其作品的成熟度很高，在他的诗中的位置不应被忽视。而另外一种在我看来同样是在处理现实，方式上则更为艺术化、更为间接，比如《铁心》：“失去公平的时代/一切秤也失去了价值//于是人们/把秤杆折断/做成筷子/疯狂地夹菜//把秤砣/也吃进了肚里/这次真是/铁了心”，我宁愿相信，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实、活生生的现实，它没有说什么，却又说出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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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辕轼轲这个名字本身似乎便是一个诗人的名字，而且据说这还不是笔名而是他的本名——他成为诗人应该更是一件命中注定的事情。这个带有四个“车”字偏旁的名字让我想到一个词：“车裂”。轩辕轼轲的诗似乎便将现代汉语五花大绑，然后对之用刑、扯裂、重组，而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之受虐而死，却是为了浴火而重生。面对受到严重的污染、凌辱、蹂躏，已经极度僵硬、单一、贫乏的现代汉语状况，我们不能武断地说这是最好的方式，但至少可以说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之一。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看到，轩辕轼轲的诗确实在一点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的灵活性、活力，找到了现代汉语与当代生活“无缝对接”的若干通道。“毛时代”以后，这样的探索从未停止，这实际上也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最大的价值和最高的光荣所在。而现在，年轻的诗人们走在了新的道路上，他们无疑更有条件，也有更大的责任为之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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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不认为轩辕轼轲的所有探索都是成功的，也不认为他的写作不存在危机。实际上，就像任何真正的写作都存在危机一样，真正意义的写作正是对危机的一次次克服。若干年以前轩辕轼轲曾停笔数年，他一定是遭遇了写作的危机、瓶颈，而这样的危机与瓶颈在以后也未必不会再次出现，关键的是如何应对、如何自我调适。轩辕轼轲“语言的欢乐”似也不无危机，因为这很容易流于单一化、模式化，进而无意义化、空心化，形成语言的“空转”。写作是有难度的，过于流畅、过于欢乐、过于放任是否可能会降低写作的难度而自我复制，并丧失进一步攀升与前行的动能？轩辕轼轲无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才华横溢，那么，谨慎地使用才华，使之与经验、技艺、情怀等更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否更好？

——当然，对于有才华的写作者，你没有理由不怀有期待。

王士强：1979年生，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现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博士后，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诗探索》理论卷特约编辑、《新文学评论》《诗歌月刊》《星星》等刊理论栏目主持。出版《烛火与星光》《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