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 VS 轩辕轼轲

张立群：为了能将此次访谈进行得深入些，我想还是从“最初的记忆”开始吧！2004年我在首师大读博期间曾参与吴思敬先生主持的项目《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90年代》的写作。其中在“7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节中曾评价过你的诗，但限于篇幅，也只是寥寥数语。当时就有一事不明，“轩辕轼轲”无疑是笔名，但其究竟有何深意？你是从一开始就使用这个名字吗？

轩辕轼轲：这是我的真名，我复姓轩辕，刚开始写诗时也起过笔名，后来想想还不如就用原名别致。大约在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诗歌的，那时学校里都弄文学社，我就纠集了同年级的文学爱好者们弄了一个，定期把各自写的东西抄写在手抄报上，后来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很支持我们，他就给我们提供钢板蜡纸弄成了油印小报。那时正是朦胧诗最具影响力的时候，那本绿色封面的《朦胧诗选》成了我们传看的教材，写了很多模仿性的东西，后来在90年代初，才接触到于坚韩东他们的作品，于坚的那本《诗六十首》对当时的我影响很大，然后陆续读到了严力、李亚伟、伊沙他们的作品，才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其实那时候年轻人中写过诗的人比现在要多，但那时根本还没有网络，不可能写了就发到网上让大家读到，只能自己在黑暗中写着然后自生自灭。

张立群：你曾和江非、邰筐一起出版诗合集《三个刀伏手》，在听他们介绍各自成长经历时，也多次提到你。你们同属山东临沂，在一起多年，共同写作，当时对于诗歌写作是否有某种期待甚至是远大理想？

轩辕轼轲：在临沂当时的写作者中认识邰筐早些，那时他在交警队做宣传工作。99年的时候，江非从舟山回到了故乡，我们三个才开始了密切的往来和切磋。我先是和邰筐读到了江非一本《独守空房》的诗集，感觉这伙计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正要去河东找他时他笑着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我在一首诗里写过这次聚会，在小酒馆里我们高谈阔论挥斥方遒，有时还争论的面红耳赤拍案而起，最后还是在醉意里举杯言欢，那几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场面。不论谁写出了新作，就拿出来供其他两人夸奖和更多的火力攻击，我记得我写完了那首《广陵散》后，就带着稿子跳上公交车，去找他们接受轰击的炮火。现在想想那真是一段美好的青春岁月，正好大家在处于用不完的激情和精力的时期相遇在了一起，不论喝酒、争吵和激励，都启动和展开了以后我们各自的写作，江非曾在一次聚会时在一张纸上写了这句话“怀着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在不同的诗歌道路上”，这也正是我们那个时期的写照。

张立群：阅读《太精彩了》、《告诉他们不要来了》、《路过春天》等诗，会感到某种孤独甚至是绝望，这是否与你对生活、人生的理解有关？

轩辕轼轲：这三首都写于2000年，虽然在此之前写了很多东西，包括小说也发表了几篇，但我觉得从这年开始才算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一年我写了五百多首诗，和林苑中、李樯、朱庆和等人通过书信联系创办了一份民刊《中间》，在伊沙主持的《文友》“世纪诗典”上发表了《告诉他们不要来了》，也正是通过在《中间》上发的诗结识了沈浩波，当时他正和朵渔、巫昂、尹丽川等人创办了《下半身》刊物，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下半身诗歌运动。我和盛兴在泰安坐着火车一路喝着啤酒去了北京，在热闹非凡的酒桌上见到了这些可爱非凡的一干弟兄，这些同仁的出现彻底打开了我，那时写诗真是手到擒来，倚马可就，写完就贴到南人开创的“诗江湖”论坛上，那时正是诗歌论坛的黄金时期，各路老少豪杰都在“诗江湖”上出没其间，还起了几次大的纷争，一大批更年轻的诗人也正是通过诗江湖的磨砺逐渐成长成熟。

    具体到这首《太精彩了》，我觉得是一次灵魂出窍的体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贴地而行的，遇到酒桌就知道它通向沉醉，遇到女人就知道她通向爱情，遇到奖杯就知道它通向荣誉，遇到树苗就知道它通向树木，可当我们飞到头顶三尺后会发现，沉醉还通向酒精肝，爱情还通向不欢而散，荣誉还通向身败名裂，树木还通向桌椅或一场野火，当我们飞到更高的半空中，会发现这些各种各样的道路在远方都会竖立起来成为一片墓碑，当我们飞升到云端再看，正是这些以后的骷髅活跃在人间各条战线上，这简直精彩到了黑白了。

张立群：《最后一杯水》、《趁着》、《魔术师》等，也包含着深深的失望，不过好像更具体些，比如它们可以被理解为对环境、生存的一种忧虑，并使你的写作透出“深刻的意义”。这一倾向自然可以被视为主观上的写作追求，但我更看重其背后怀疑的立场和否定的价值判断，不知我这样理解是否能切近你的写作？

轩辕轼轲：写作并不比墓碑上镌刻的阳文深刻，它也正如用墓碑做画板作画，消失是必然的，存在是偶然的，寂灭是永恒的，狂欢是暂时的，不论油彩涂抹的再厚，底色总会跳出来搅局，当我们畅饮的时候，最后一杯水已经在远方盯着你要把你一饮而尽了，当我们变戏法一样在生活里掏出悲欢离合，掏出恩怨情仇，掏出衣食住行的时候，魔术师已经把你攥在手里准备掏空你了，我的这些诗歌，可以听做是软肋被拖曳出去时在空荡荡的胸腔上碰撞出的回声，可以看做是灵魂被虚无笼罩后挣脱桎梏的体操。如果站在怀疑的立场上，那怀疑的立场首先就要被率先质疑，不如把立场放倒，这样才全面肯定了怀疑。

张立群：通过你的诗，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位拥有广泛阅读经验的诗人。传统文化、历史人物、中外故事……可谓应有尽有、视野广阔。当然，最终你是以独特的“轩辕氏”手法将其重述或曰解构了一遍，即使是现实生活中身边的人，你也几乎“一个都不放过”。上述基于当下视角的书写，造就了诗歌强烈的现实感和阅读上的快感，它是否可以作为一种写作精神加以理解？而给读者以启示、唤起他们心中某些记忆与灵魂创伤是否也可以作为你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

轩辕轼轲：当我们阅读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在阅读我们，当然有些人不愿意阅读世界，他们闭目塞听，对世界漠不关心，但是他们反而阅读到了漠无表情的世界，有些人不愿意被世界阅读，他们故意把自己的故事情节弄得很平淡很乏味，甚至揉搓自己的纸张，恨不得用消字灵抹掉自己的所有字迹，但是世界也阅读到了他丰富的空白。视角是诗人在自己的肉身碉堡里开凿出的瞭望口，由于每个移动的碉堡所处的地段不同，同样一个事物也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我也没有刻意去解构什么，可能我的瞭望口正好凿在这个位置，我只是把观察到的事物写出自己直观的真实感受，如果有视角和我同处于一个维度的人，我们也可能有目光的交集和交叉，如暗夜里探照灯的互访与寒暄。

张立群：能够将古今中外融于一炉，表明诗人自身具有相当强的驾驭能力和“综合”能力，同时，也证明诗人具有相当强的想象力和语言处理能力，上述能力和你习惯使用口语进行写作、长于叙事等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轩辕轼轲：事物和事件之间，都会有一个互通的点，也可以说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庞杂的管道宇宙，找到这样一个或者多个点，然后把它们焊接成一个让诗意流淌的阀门，我觉得是一桩有趣的事情。伊沙有一个“事实诗意”的提法，我觉得是说到了现代诗的精髓所在。事实是广义的，即万物活动或静止而产生的事件都可做为诗歌开采的矿脉，包括现实和梦境，包括历史发生过的和在幻想中发生的，只要它们真实可触，能弹窗出诗意就可纳入灵感搜索的海选区域。但这终选出的诗意是狭义的，即剔除掉伪抒情、滥情与乏味、故弄玄虚等所谓虚假诗意之外的真实诗意，事实表面虽然遍布皮肤和神经，但只有一个能让诗意翻卷出来的触点，如果找不到点子上，就只能挠些痒痒肉甚至肉外的靴子了。很多厚底的靴子和盲目的指甲正在耳鬓厮磨，这也是一个发生在诗坛之内、诗意之外的事实。

张立群：最近一年，围绕口语写作又产生了一些争议，对于此你有何看法？

轩辕轼轲：口语诗的提法也是一时之选，是对诗坛当年那种诘屈聱牙的语言的反拨。现在运用口语写作已经成为大多数诗人的共识，很多擅长意象写作书面语写作的诗人也对口语进行了很好的吸收和借鉴，更多用口语写作的诗人把口语的弹性和张力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写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品，这就是口语诗的意义。至于有人担心用口语降低诗歌的门槛或者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白开水一样的口水诗，这根本不是事，吃饭有噎死的，这怨不得饭，喝水有呛死的，这怨不得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诗歌的发展历程也是这样，它在继承、否定和自我校正中不断前进，口语诗最终也会汇入中国诗歌的这条长河之中，最后它里面最澎湃的浪花和唐朝汹涌过的一样都只剩下一个名字，不是什么口语诗和唐诗，而是好诗。

张立群：经历世纪初几年创作的“井喷”，轩辕轼轲忽然“消失”了几年，直到2010年人们才重新看到你的身影，能否谈谈其中的原因特别是重新开始写作时的感受？

轩辕轼轲：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命运里，有些时候有办法，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有办法的时候，你不用费劲就迎刃而解，没办法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禀赋性格际遇里的种种伏兵都会在你必经的路上突然跳出来，给你一拳或者助你一臂之力。2003年以后，我中断了六七年，直到09年冬天才逐渐又开始了写作，这次中断让我更珍惜能写诗的时光，那就是趁着有状态努力写，现在也是这样，我努力在生活和人海中保持住写作状态，即使又搁浅在了沙滩上，我也要用指甲在沙里挖出一片大海。

张立群：关于你的称呼有很多，比如由于参与“下半身”运动就很容易被以此命名，但显然任何一次命名或者归类都很容易让诗人和写作变得“简单”，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些？对于写作，有没有下一步的打算？

轩辕轼轲：下半身作为一份刊物时间很短暂，作为一场运动意义很深远，它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没有当下的时代现况和当时的诗歌状况，它就不会应运而生。标签式的命名是容易的，但也是容易流标的，当把标签朝诗人后背贴时，他奔跑的背影已经撕碎了落伍的标签。那些当年在诗江湖共同写诗的朋友们，现在他们的风格各异，不断走向了更为丰富辽阔的自己。当然标签什么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诗人如何持续地写下去，活在这个时代，观察这个人间，找准自己的视角，提高自己的技艺，把自己当成汉语诗歌长河击鼓传花的一份子，把从诗经、楚辞、唐诗一路经成千上万名诗人传过来的浪花开得更灿烂，然后再甩到下一个弄潮儿的手里。

 刊于《新文学评论》201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