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读到卞之琳先生仙逝的消息正是傍晚时分，令我不由得想起他的名作《距离的组织》中的一行诗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我是不习惯使用“仙逝”一类语词的，但还是忍不住要用，似乎非如此不能表达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与其说和他诗歌前辈的身分，以及他的享有高龄有关，不如说与他在我心目中的“高人”形象有关－－是的，是这样。卞先生确实称得上是一个“诗歌高人”。

    首先当然是指他的诗。朱自清先生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认为，“卞先生是最努力创造并输入诗的形式的人”（《新诗杂话.诗与感觉》），这一断语至今都可以说没有过时。回头看去，新诗史上像他那样对形式报以高度重视，并厉行试验和锻炼的，大概只有在数的几人。强调音顿的大致整齐，只是其外在的方面；其内在的精神，却是要寻求一种“经济的组织方法”（朱自清语），即以尽可能少的言词，创造尽可能大的审美空间。卞先生于此取得的成就，相信越是精细、挑剔的读者，体会就越深。他在30年代创作的《距离的组织》、《尺八》、《断章》、《白螺壳》等，历经时间的汰洗，正越来越显示出其“咫尺天涯”的精品质地；他既“化古”，也“化欧”而首先倡行的、以致力营造“戏剧化情境”为特征的诗歌方法，经由众多后继者的呼应，正日益呈现出他对新诗进程的拓展之功。所有这些都一再反驳着那种把形式和内容二分的做法。事实上，只有充分意识到卞先生对新诗确立其美学资质的巨大贡献，才能充分评估他孜孜于形式探索的意义。就此而言，他的独领风骚，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发现。

    作为一个诗学工作者，我对卞先生的认识主要来自我的阅读经验，更准确地说，来自受魅惑而再读、细读的经验：来自他节制、具体、精确、错综的聚合式表达，来自他对诸如矛盾语、戏拟、反讽等诗性语言的充分调动，来自他作品语境的饱满、结实、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融合无间，来自其罕见的“非个人化”风格。我深知具有这种魅惑力、能够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任何情况下都为数不多（就卞先生而言，也仅限于他最有代表性的几首诗），因而格外珍爱。相对之下，他的有关诗学主张则未能引起我足够浓厚的兴趣；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对他的敬重之情。相反，他在这方面的宽厚通达同样构成了其“高人”人格的一部分。我还清楚地记得80年代初在南大图书馆里读到他发在《文学评论》上的一篇就新诗形式问题答读者的短文，其基本观点是，现在讨论新诗的形式确有必要，但还不到时候，急不得，应先结合实际，在问题的钻研上多下点功夫。由于此前已读过一批包括他在内的争论文章，当时就想，这位老先生真可谓洞明事理，是个哲人。毕业后混迹诗坛近20年，也算有些阅历，印象中卞先生从未理会过诗坛的是是非非，更谈不上以诗坛前辈的身分，作真理在握科，居高临下地指点、讥讽乃至训斥探索中的后学（即便是顽劣的后学），以捍卫某一既定诗歌秩序这样的事。对卞先生来说，这种虚幻的秩序大约既不存在，也没有任何意义。他一以贯之的姿态是独与诗歌往还－－修道至此，不亦高乎？

    尽管一直仰慕，但许多年来只见过卞先生有限的几次，面聆教诲则一次而已。说来还是沾了台湾诗人向明先生的光，时在1991年11月2日。拜访前向先生就讲，见卞先生是他多年的愿望，不想此番得偿，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向先生真至诚之人，因为见面略事寒喧后，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差不多就主人一人在说，他只管静静地听。初冬的阳光隔着窗玻璃斜进来，洒在卞先生清癯的面孔和略显蓬乱的银发上。他难懂的吴方言语流也像阳光一样，在耳畔汩汩响着。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幻觉。我感到眼前这位八旬老人正从容地逆行于时光隧道中；他所言及的那些人和事也仿佛受了点化，变作他身后闪闪烁烁的一地碎金。“谁来收拾和继承这些财富？”我想，“谁？”

    世纪行过，高人渐隐，可奈其何。卞先生，走好。

2000,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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