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建议我读一篇文章。“……《霍拉旭的神话》……是针对你们‘幸存者’的。”他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幸灾乐祸，也有点语重心长。

霍拉旭我知道，“幸存者”我也知道；可针对“幸存者”的霍拉旭或被霍拉旭针对的“幸存者”我就不知道了。91年初某日，我感到一头雾水。

这位朋友所说的“幸存者”指“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由芒克、杨炼和我于88年4月间发起，初衷当然是为了创造某种现代诗的“小气候”。俱乐部主要的活动方式是诗歌沙龙，无非朗诵、讨论，间或喝一次酒；也办了一份交流性的刊物，刊名就叫《幸存者》，包括“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特刊，前后共出了三期。“首届幸存者诗歌艺术节”也许是俱乐部最辉煌的一次作为，但正如在中国常见的那样，“首届”就是末届，辉煌就是结束——艺术节举办两个多月后，俱乐部就被迫停止了一切活动。

“幸存者”的宗旨是“致力于维护和发展诗人的独立探索，并通过诗人间的交流，促进这一探索”，而不是要建立一个风格流派；它从来没有具体倡言过、事实上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诗歌主张。唯一一篇阐释性的文字，大概就是我为《幸存者》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什么是“幸存者”》了。在那篇文字中，“幸存者”意味着隐身沉默与死亡对弈，这和霍拉旭有什么关系吗？而且还“神话”！雾水变成了好奇。

好在文章不难找到，《发现》，也是创刊号。奇怪的是，读完这篇署名“戈臣”的文章，我丝毫也没有那位朋友所说的感觉，相反倒有一种息息相通的快意。当然，它确实“针对”了“幸存者”，然此“幸存者”非彼“幸存者”。如果说，前一种“幸存者”（或“幸存”意识）因偏执于诗的“见证”功能而具有自我神话化的倾向，因而必须解构的话，那么，对后一种“幸存者”（或“幸存”意识）来说，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

真正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文章所显示的耀眼的理论才华，以致有所保留的歧见变得无关紧要。“后生可畏哪。这位戈臣，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可是，他是谁呢？”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从另一篇文章中得知，“戈臣”就是臧棣。

我和臧棣相识肯定远远早于这一小小的文本事件，然而，当我答应写一篇“印象记”，试图搜罗、整理有关他的印象时，此前的记忆库房中却顽强地呈现出一片空白；换句话说，《霍拉旭的神话》暗中做了“消磁”的工作。这种情况似乎还从未有过，我不免反躬自省：究竟是他的才华掩没了他的魅力，还是我太注重他的才华，却轻慢乃至忽视了他的魅力？如果是前者也就罢了；但如果是后者，我将和许多女同胞一样，对我的审美能力感到不可原谅。当然，认定戈臣“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已与事实核对无误，可对臧棣来说，两片薄薄的嘴唇又算得了什么呢？“前几天你们北京的臧棣来过这里，哎呀，一米九的大个子，白白的脸蛋宽额头，围一条五四青年的大围巾，啧啧，那叫‘要型有型，要款有款’！”说这话的可不是什么女同胞，而是一位东北糙老爷们儿。他又看了看我，一副于心不忍的样子，但终于还是忍不住，续道：“恕我直言，晓渡兄相比之下，可就……惨了点儿。”

戈臣之所以“必定长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是基于命相学所谓“唇薄善辩”的推断；然而薄唇的臧棣还是成功地狙击了这一推断，使之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九十年代与臧棣的交往慢慢多起来，才发现他于命相学多少有所辜负。他的敏感、他内在的激情、他思维的活跃程度，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似乎有点不对称。前者往往过于快而猛烈，以至后者像是在故意设置障碍。这不是说他口拙，不喜欢表达，而是说他的话经常显得突而秃，有点辞不达意，没头没脑。最先指出这一点的不是别人，而是我的女儿、其时尚不到10岁的闹闹。当时她狂热地痴迷于“脑筋急拐弯”，几乎所有来客进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像回答拦路的司芬克斯那样，回答她从书上贩来的那些令人对自己的智商深感担忧的问题：世界上什么帽子不能戴？一个人从十楼的窗子往下跳却没有受伤，为什么？等等。由于怀揣事先备好的得意，通常情况下她总是不待客人猜到第三遍便宣布答案，于是大人目瞪口呆，满屋响彻她咯咯的笑声。可那次她发出的却是恼羞成怒的大叫：“臧棣叔叔你怎么啦，没头没脑的！”过去一看，她小脸憋得通红，正对一旁也红着脸，同时讪笑着的臧棣叔叔耍横。相问之下，原来是臧棣叔叔故意回避她的问题不答，却就问题本身和她纠缠个没完。当然，臧棣叔叔始终是最受她欢迎的客人之一，但她却从此确立了对臧棣叔叔的心理优势。

那次臧棣也红了脸大概是因为我作为家长突然到场，然而他遇事爱红脸对我早已是见惯不惊。据说这样的人一般都心地诚实，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是否还像从前一样，特别喜欢这样的男子？假如仍然如此，那臧棣的优势是否太多了点？好在上帝公正，赐一利者必予一弊。臧棣既爱红脸，也就不易守住秘密。比如一段时间电话寻他不着，再见面时调侃一句，若面不改色则无事，若红了脸，则必有蹊跷矣。当然我等也是点到即止，不会再作深究。前些时偶翻《诗歌北大》，发现他的学生也注意到了他的这一特点。一篇纪言师尊的文章，有关他那节的标题就叫《30多岁还脸红》，其结论是：“一个到了30多岁还爱脸红的人必定是善良的。”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于我所蠡测过的他的授课风格亦有所验证。在说到99年“盘峰论战”留给老师的余绪时作者写道；“一些人的超出了正常的学术论争的无理指责显然激怒了臧力（臧棣的本名——唐注）。在给我们上的‘当代诗歌’课上，他的情绪依然难以平静，谈到某些问题时，嗓音会颤抖，写粉笔字的手也会颤抖……”其未及之处，大概与前面说到的那种“不对称”不无关系。

薄唇的臧棣显然深谙“损不足以补有余”的资源配置之道，他把“善辩”的天赋更多地留给了他的诗歌和批评写作。作为批评家，臧棣的“善辩”应该和一个谐音词——“善辨”，即洞察力——结合起来考虑。在这方面，《霍拉旭的神话》只不过是端倪初现，其“耀眼的理论才华”背后，是对当代诗歌写作在经历了80年代的剧烈动荡和分化之后正迅速步向成熟，并形成崭新的自我意识这一趋势的敏锐识读和反省。随后的《犀利的汉语之光》等文章进一步呈现了这种识读和反省的细部：新的欲望、新的语境、新的压力、由此导致的“加速写作”现象、加速之于传统的意味、普遍的实验风格、对形式的迷恋……“向心式”的专业态度和“对汉语的全新理解和感悟”相匹配，从中臧棣发展出一种既雄辩滔滔，又极为节制缜密的批评风格。这种风格在《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1994）一文中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在这篇文章中，臧棣以一批成熟的诗歌文本为倚托，以解构“朦胧诗的语言、语言风格和它所借助的语言规约的真实性”为切口，以“对语言的行为主义态度”和“不及物性”的诞生为标志，以不断拓展汉语诗歌的可能性为前景，令人信服地阐释了当代诗歌在80—90年代的持续裂变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如果说，实现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写诗活动裂变成以诗歌为对象的写作本身”是后朦胧诗对当代汉语诗歌的重大贡献，那么，系统地总结这一裂变并予以上述经典性的定义，就是臧棣对当代诗歌批评的重大贡献。

为“后朦胧诗”正名，昭雪其“靠造反起家”的不名誉出身只是这篇文章的副产品，其高屋建瓴的气势和深挚的内省目光表明，一部装备精良、动力强大、雄心勃勃的批评机车刚刚开始提速。这部机车后来好像一头扎进了某条叫作“新诗传统”的时光隧道中，我们不知道它最终会选择谁的天灵盖作为出口，但还是能透过《现代性和新诗的评价》等，听到它沉稳的运行声。

很抱歉一篇印象记写着写着竟滑入了“小评论”的窠臼；同样需要抱歉的是，被事先限定了的篇幅已使我无法对作为诗人的臧棣说得更多。问题还在于，至少是就目前而言，关于臧棣的诗，还能有谁比诗人胡续冬在《金蝉脱壳》一文中说得更好?该文不难找，就刊载于《作家》杂志2002年第3期上，从中读者可以发现，另一个同样与“善辨”谐音的词似乎一直在等着臧棣，那就是“善变”。在诗歌的“本质”被打进现象学意义上的括号，“只指涉自身的写作”（福柯语）为诗的自主提供了进一步的合法性依据，诗的可能性的天空因之向我们无穷敞开之后，“变”差不多已经和臧棣所倡言的“享受写作的欢乐”成了一回事。那么，它也会成为他不惮于突出的“局限”吗？

2005，元，26，天通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