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超初识于1986年8月底在兰州举办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第一次读到他的诗学文章则要早两三个月。如果我记得不错，那篇题为《“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的短文也是我在《诗刊》作品组呆足四年，调到评论组以后处理的第一篇来稿。该文从观点到行文都相当朴素谦抑，不带任何异端色彩，但其中对诗歌写作中“人”的主体性的推重，对诗的价值更多取决于探索生命内部世界的深度的反复强调，也许更多是那种诚恳而谨严的批评态度和内行人的眼光，在当时还是给我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

由于忙于会务，也由于人多汗气蒸腾，那次我和陈超似乎未曾有过单独交谈，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就此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不说对所谓“第三代诗歌”（其时早已遍地开花，如火如荼，兰州会议则使之第一次成为官方场合热议的话题）的共同关注于此是一条暗中的纽带，但将其喻为触媒或许更为恰当。在陈超的发言中我不仅听到了鲜明而不失稳健的当下立场，而且辨认出了更为宏阔高迈的视野、志趣和尺度；而更让我认同的，是他那种潜运在谦逊以至有点羞怯的表象之下的沉雄气质，虽然换个场合，从这种气质中就会爆出冷不丁的幽默和笑话，让听闻者捧腹。

这以后随着交往见面的逐步增多，我们的友谊也在一点点发展。1988年初诗刊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合作组织编纂三卷本《诗学大词典》，我受命主持其中的现代诗论分卷，陈超和占春、光炜等都是主力撰稿人。他交稿的速度和完成的质量，唤起了我对他作为同道的学养和工作精神的由衷感佩（只可怜那项耗费了多少人巨量心血的浩大工程，最终仅出版了罗洛先生主编的一卷，其余两卷非但未能出版，连原稿也因出版社领导班子“换血”，最终搞得尸骨无存——好在陈超撰写的部分，尚在其出版于1994年的《生命诗学论稿》中残留了两个词条）。不过，真正令我对他刮目相看的，还是他1989年春节前后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谈诗论方法的颠倒》一文及其后续之事。

说来那篇文章还是其时正师从李泽厚读博士的朋友刘东向我推荐的。他在专门打来的电话中径问陈超是谁，接着嚷嚷道：“你们诗评界还是有能人啊，他有篇东西真是写得不错，切中要害，值得一读”。刘东素来眼界苛刻，对他叫好的，我通常不会轻忽，于是找来看了；不料一读之下，竟感到有点耳热心堵，浑身不自在——当然不会因为该文指出了其时诗论在方法上头脚颠倒的流弊，倡导文本细读，而是自认被“我国诗论”如何，“所有的评论”如何这样的全称判断激怒了。在我看来，如此不加区别，一棍子统统扫倒的说法或有哗众取宠之嫌，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即便是不自觉的，也不特别有趣，得找机会和这位兄弟说道说道。只是在忍不住再读一遍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狭隘和可笑，并老老实实地向自己承认，尽管早就意识到并和朋友们反复讨论过同样的问题，尽管早就写了若干自以为在尝试“细读”的文字，但像这样如手术刀一般直取要害的好文，却非陈超莫属：其不留余地的锐利，正可使被长期积习导致的颟顸所一再遮蔽和悬置的问题变得更加显豁。进一步的反省是：在我避重就轻的怒气中是否隐藏着某种不良以至阴暗的情绪？

其后不久恰逢陈超有事来京，住在我处；灯下长谈时说到这一节，不免相对哈哈大笑。他一边笑一边抱怨，或许是受篇幅所限，文章发表时编辑对结尾做了删削，以致改变了他的话语姿态。笑完他忽然敛神束色，犹豫了一下后才似乎不经意地说，其实一年多来他一直在“探索诗”的名下做文本细读的工作，目下已大致做完，很快就要出版了。我微微感到吃惊，问他多大规模，他漫声应道：“也就一百多人，四百余篇吧”，想想又加了一句：“上下卷，八十来万字。”

这下就令我不仅大吃一惊，而且肃然起敬了：我的天！一百多人，四百余篇，独力完成，这是什么概念！还“也就”！作为同行，我太知道要干成、干好这样一件活儿，需要怎样的热忱，怎样的功夫，怎样的定力，付出怎样的劳动，不止是心血，也包括体能。那确实已经不能叫“活儿”，而只能叫“工程”了。

十三年后我为陈超同样是独力完成的上下卷《当代外国诗佳作导读》写书评，标题用的就是《一个人的工程》。那当然是一个更加浩繁复杂的工程：且不说更大的蒐集范围、更多样更灵活的遴选尺度、更犀利更丰富的甄别眼光，只104家277首作品计384篇导读一篇篇写过去，其难度便足以让所有徒有其志或志大才疏者望而却步。须知入选的诗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有着迥异的生存境遇、文化背景、谱系传承、创作形态和个人风格追求，再加上各自作品阶段性的差异，要想每篇都能不同程度地“出彩”，至少不落入平庸的俗套，设若不是视野广阔，积储深厚，气闲神定，且同时兼具综合把握和洞幽烛微的能力，如何能够拿得下？1991-1992年，我也曾趁当时的诗刊社全国刊授学院主办的《未名诗人》邀我开专栏之便做过类似的工作，两年间每月一篇，总共只写了24篇（后辑集为《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1998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便有心迫气促、厌倦难耐之感。再写下去，比如说让我写到100篇，只怕我早已疯掉了。

但陈超却在不显山不显水甚至不出声的情况下，只两口气就结结实实地写了四大本（还不算1999年作为《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增补版出版的《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另一种“疯”，非如此不足以体现他对这一工作的极度重视和巨大热情。不管怎么说，撇开别的不论，仅凭陈超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就足以让他不只在我们这一代“诗歌从业者”（我喜欢陈超杜撰的这个称谓）中独标一帜，而且泽被身前身后，在当代以至未来的诗歌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90年诗人柏桦在我书房里见到刚出版不久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词典》，快速翻看后抬起头来时那凝重而艳羡的表情，他扬了扬手中的书大声叹息道：“咳，人生在世，能写出一本这样的书，也就值了！”仿佛是要精细化一下他所谓的“值”，又补充道：“要是在西方的大学里，只凭这样一本书就能当教授，可在我们这儿，唉……”。

柏桦的补充里包含了对（不限于诗歌秩序中的）公正普遍阙失的不满，但这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陈超这方面工作的价值。这不是因为陈超此后很快就被破格评上了教授，而是因为，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孜孜不倦的教授，并且越来越是这样的教授。并不存在什么公正的突然降临，是当代诗歌及其历史境遇的变化本身首肯并逐步洞开了他工作的价值。回头可以看得格外清楚，陈超之所以投入如此巨大的心力从事他的导读“工程”，内含着一个双重的教育/训练目标。首先是自我的教育/训练。这里，基于日常阅读而遴选和解读的过程，尤其是解读过程中与语言的搏斗，正体现着他与他自认“伟大纯正的诗歌”的彼此深入；使这一过程与建立一个类似诗歌史所谓“荷马链”那样的个人诗歌谱系相互发明，则使他对现代诗本体的领悟落到了实处。其次是对读者的教育/训练，其指归不在于将他对现代诗具有迷宫性质的语言织体的破解完整地投射、复制于另一个心灵屏幕，从而将可能的“经验读者”和“隐含读者”改造成现代诗的“范式读者”，而在于从形式的多样性和语言的构成性入手，使破解本身成为对现代诗之不可消解的探索本性的反复揭示，并通过激活不同读者心中对应的生存/语言临界点，使读者和作者一起参与现代诗的创造。

而这一双重目标显然和一个更大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所有当代同道们所共同致力的重建中国现代诗传统，并令其在生生不息中真正成为我们强有力的精神奥援和无往而不复的再出发之地。尽管从未明言自己的相关抱负，但陈超的工作确实呼应了奥克塔维奥· 帕斯有关传统的一段论述。在帕斯看来，“诗歌传统……是两个轴交叉的结果，一个是空间的轴，一个是时间的轴。第一个存在于不停地互相联系的公众的多样性；第二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与读者的连续性中。不同领域的读者的相互联系以新鲜的血液和新的目光丰富了诗歌传统”（《诗歌与世纪末》）。当然，诗歌传统的生成和发展并非总是如帕斯所描述的那样自然而然，有时甚至会出现极为反常的情况。就以五四新文化为始基的中国现代诗而言，特定的历史境遇曾一再扭曲以至蒙蔽其对自性的意识，一再延宕以至损毁其承续中自身传统的凝聚和建设；其最为悲惨的历史后果之一，就是帕斯所谓空间之轴（“不停地互相联系的公众的多样性”）和时间之轴（“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和读者的连续性”）交叉中变态的混乱、纠结和离散。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曾经以触目的方式自我揭示出这一历史后果；此后至少两代诗人和评论家某种意义上都在试图纠正这一历史后果；然而，三十年多过去了，很难说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改观。尽管这一时期当代诗歌，尤其是自主自律的先锋诗歌足以称得上成就斐然，其中的佼佼者甚至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称誉，但总体说来，写作和接受之间一直存在的严重龃龉和脱节现象却非但未见同步消弭，反倒因急剧膨胀的商业和消费主义语境的催迫，呈进一步扩大之势。更令人徒唤奈何的，是双方对这一局面似乎都正越来越失去耐心：一方面是在坚持孤身深入中达至成熟的诗人们决不会降低内心的标尺，一方面是被“读不懂”反复困扰的读者们于气恼之余，更多倾向于行使其掉头不顾的权利；而无需特别的判断力也可预知，这一局面将长期存在下去。

这样的困境是中国现代诗的某种宿命吗？也许是；但不如说是它无可回避的“问题情境”之一。这里不存在任何现成的或悲观或乐观的理由，只存在诗和种种有形无形的力量之间旷日持久的较量或博弈。中国现代诗传统的贫弱是历史性形成的，它也必将历史性地完成其自身的变革。立足这样的角度返视陈超的导读工程，可以说其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如果说他这方面的工作最初结合着对当代诗论方法的思考，因意识到必须立即扭转“被压制力所激发的喷射已经失去了强有力的对象，诗论陷入了空前的脆弱与易损”局面而具有紧迫性，那么，急速变化的历史语境很快就吸收了这种紧迫性，在令其陷入尴尬的同时也越来越突出了其独立的存在价值。置身现代诗写作和接受的困境陈超当然也深感困惑和不平，但较之那些总是激愤于对现代诗的体制性轻慢，甚或怀疑存在一个“以全面遗忘表达当代社会对诗歌的厌恶”的“公开的阴谋”的同仁，他显然更多对读者的同情，更注重倾听现代诗本身的吁请。我们曾不止一次地交换过这样的看法，即相对于那些或明或暗的敌意，朱自清先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已倡言创立的“现代解诗学”长期不得发育肯定更加致命；而无论是否意识到，令这门同时维系着现代诗的根基和未来发展，且已被悬置得太久的学科落实不虚，至少基本成型，都是我们这一代诗歌从业者的使命。我相信，正是这样的使命感从内部激励着陈超一再倾心倾力于他的导读工程，不惜汗血以成就一项很大程度上是筚路蓝缕的志业。或许在后来者眼里这项如今已具清晰轮廓的志业尚不脱初级阶段的粗陋，但他们必得益于一代人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而在这一代人中，陈超无疑是用力最勤，付出劳动最多，工作最系统，实绩也最卓著的一个。一位诗人曾基于古典诗歌享受过的优渥“待遇”大声疾呼：每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都应该配备五十个教授；按照这一逻辑，可以说陈超使本来或许投入五十个教授都不够的工程变成了一个人的工程。凝视着书架上单列一排的陈超遗著我甚至有一种未必得体的预感：尽管这些都是他的心血凝聚而成，尽管他的诗歌批评、诗歌创作和他的导读工程同属他生命的延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必也不应强分轩轾，但就其有效的影响力而言，后者很可能将流传得更加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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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作者长文《陈超：忆念和追思》，题目是另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