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秋的某一天，忽然接到谢冕先生的电话，说是一个叫白壁德的美国汉学家来访，要求讨论多多的诗；他已将其作为新诗研究中心近期“周末圆桌对话会”的内容，“可这里的人大都不熟悉多多，你就来救个急吧。”那时我住劲松，距北大有三十余公里之遥，再说也不敢说自己就懂多多，不免有些犹豫；但架不住谢先生的诚恳，终于还是去了。

那天对话会的主题是“多多的诗和现代性”，具体谈了些什么已记不太清，但有一个插曲大约终我一生也不会忘却。中途休息时我听到身后一个细细的女声在问：“他们老是说‘今天’、‘今天’的，这‘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扭头一看，不用说是棵“嫩秧子”；再一问，果然是当年刚入学的研究生。尽管如此，我还是禁不住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如火如荼的80年代所去不远，一个堂堂北大的研究生，又是专攻当代文学的，居然会不知道《今天》！现代诗在中国的根柢，真的就那么浅吗？当然她可能是从外地考入北大的，也可能是考研时才转的专业，然而这并不能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问题所涉肯定不止于某个个人，而是某种机制，某种训练有素的集体遗忘或——说得更狠一点——埋葬机制。多多去国前写的一篇文章就叫《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在那篇短文中他粗粗勾勒了70年代“地下诗歌”的一些片断，其重要性回头看来固然首先在于作为一个亲历者提供了“被埋葬”的见证，但更在于其中包含的问题：怎么被埋葬？为什么会被埋葬？被谁埋葬？如此等等。

我没有问那棵“嫩秧子”事先知不知道多多，因为无需问；反过来，假如她告诉我她知道汪国真，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多多“气大”（芒克语），读他那篇短文时可以明显感到其中有一股“不服”的冲动；但另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把劲儿都较在了作品上，至于它们会受到什么样的“社会待遇”，他倒是真不在乎的。我最早读到多多的诗是在1983年，是老江河寄来的，还附了一封信，大意说一个老朋友写诗多年，作品很棒却少为人知，看能不能在《诗刊》试试。一读之下，确实很棒（那时我从《致太阳》中更多看到的还是亵渎的胆量而不是反讽的智慧，但仅仅是《吃肉》的那种锋利和怪异，已足够让我倾倒；至于《教诲——颓废的纪念》和《鳄鱼市场》，在我看来绝对是当代罕见的、较严格意义上的“自白诗”的先声）；也试了，却不成。大约一个多月后我随老江河去多多西单附近的家，趁便带去了那堆退稿，他连看都没看一眼便扔到了一边，一副意料之中、安之若素的样子。他的平静，以及平静中透出的那种孤傲，刹那间便赢得了我的尊敬。

诗在任何时候都有两个可能的维度，或倾向于敞开或倾向于隐匿，也可以说边倾向于敞开边倾向于隐匿，其情形犹如在想象的目光注视下旋转的天体。这个比喻既适用于个别诗人的创作，也适用于被成见约定的某一诗歌现象。就所谓“朦胧诗”而言，或许可以说北岛和多多分别象征了这两个不同的维度。这和他们个人的主观愿望无关，和他们各自风格的关系也不像通常认为的那么大，倒不如说更多地取决于语境的需要和批评的水准，取决于经此建立起来的作品和阅读的互动。未来的人们或许会讶异于多多的诗何以在整个80年代都未能引起起码的重视，但今天的诗坛——假如说真有什么“诗坛”的话——甚至还来不及为此感到惭愧。就像不能说这是多多的不幸一样，我也不能说这是一个时代的错误，而只能腾出更多的理由对他的自知之明表示钦佩。他写于1973年（他开始写作的第二年）的《手艺——和玛琳娜. 茨维塔耶娃》一诗，三十年后似乎成了自己作品命运的预言：

我写青春沦落的诗/（写不贞的诗）/写在窄长的房间中/被诗人奸污/被咖啡馆辞退的诗/

我那冷漠的/再无怨恨的诗/（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我那没有人读的诗/正如一个故事的

历史/我那失去骄傲/失去爱情的/（我那贵族的诗）/她，终会被农民娶走/她，就是我荒废的时日……

当然情况还是要稍稍乐观一些。事实上他的诗一直在以某种神秘的（公众视野之外的）方式，在一个足够大的（希门内斯所谓“无限的少数人”的）范围内发挥着自己的影响。1989年初，首届（也是迄今惟一的一届）“今天诗歌奖”决非偶然地选择了多多。授奖词认为：“自七十年代至今，多多在诗艺上孤独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励着和影响着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他通过对于痛苦的认知，对于个体生命的内省，展示了人类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丰富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内涵和表现力”，这来自同道的声音可以说既呼应又回报了他诗中的那种“旷野的呼告”。对乐于更深入地探究中国当代诗歌的国外汉学家们来说，多多的复杂性显然也是个极具诱惑力，尽管同时也非常棘手的案例。我不知道前面说到的白壁德先生最终是否厘清了多多和现代性的关系，但我知道荷兰莱顿汉学院的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在所谓“中国性”问题上的驳难，所依据的正是对多多的诗的“穷尽式”研究。

这些未经主流媒体报道过的信息或许离普通读者太远；真有兴趣的朋友最好还是去读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阿姆斯特丹的河流》。除了1988年那本薄薄的小册子《行礼：诗38首》外，这是多多目前在国内出版的惟一诗歌选本，所收多为他去国后所写的作品，有足够的代表性。

十四年来多多先是辗转漂泊于荷兰、英国、加拿大，后定居荷兰。这样的历练之于他固然重要，但对于一个“气力绝大”的诗人来说，似乎也不值得特别强调。“气力绝大”源自钱澄之（饮光）评杜诗用语，原话是：“其奇在气力绝大，而不在乎区区词义间也”，我以为用在多多身上也完全合适。这同时也是一把打开多多诗的钥匙，非如此不足以把握其异质混成的奇幻风格和尖新、精警、“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修辞策略，包括其经常令人头晕目眩的语速。所有这些都和他从一开始就持有的极端个人话语立场有关，和他在生活中竭力掩藏，却汹涌以至崩溃于命定时刻的内在生命激情有关，并因此而不断提升着他写作的难度。我注意到多多出国后的作品中，运用复沓手法的频率和密度大大增加了；我还注意到，自然的元素、农业文明的元素，在其作品构成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总体的调性（在国内时多多的诗大概属于写得最“洋气”的之列）。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清理这种调整或变化对一直被创新所胁持的多多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从未向这种胁持低头，就像决不会与自己妥协一样。一句豪情万丈的诗足以慰藉我们的期待，他写道：“是诗行，就得再次炸开水坝”（《小麦的光芒》）！

诗歌似乎尚不足以容纳多多的激情，因此“侃山”就成了他的又一件大事。1997年春天吧，因为父亲病危，多多曾归国一次。那些天因为每次都是朋友一大帮，未能有福听他高谈阔论；前年底我和小说家张炜同赴法国里尔参加完首届世界公民大会，又应邀去里昂第三大学参加另一个会，正好多多也在，于是连本带息获得了补偿。抵达当天从约九点吃完晚饭开“侃”，差不多六个小时的时间内一直由他唱主角，而主题只有一个，即人类世界“死亡线”（Dead  Line）的划定及其理由。那叫有根有据，头头是道，直侃得张炜及同行的金丝燕目瞪口呆。次日凌晨近三点，张、金终于坚持不住各自回房，我则留下聊至六点，要不是九点就要开会，肯定还不会善罢干休。事后张炜在表示“服”（“诗人中居然还有这样的‘博士’！我知道得已经够多了，可他更多，简直连嘴都插不上！”）的同时大呼受了“虐待”，又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好的耐心，就这么坐着听他侃？我笑了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1989年大年初二，一帮朋友聚会。人全来齐了，只缺多多一个。等啊等，直过了近一个小时他才拎着一瓶二锅头出现在门口，且既不道歉，也不理会大伙儿的抱怨，坐下就道：“诸位，你们对目前世界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我告诉张炜，那天我们不仅大大争辨了一通，还打了赌；结果我输了两瓶洋河，到现在还欠着。“也是服啊。有了这样的经历，不服行吗？”

2003-12-8，天通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