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梦颖：进入诗的现实 -幸存者诗刊-二零一八年第二期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中阐述其写作这本专著的动机时，提到该念头源于对博尔赫斯所引述的某部中国百科全书的动物分类法的读解。这是一个有些“神秘”的分类方法：“动物可以划分为：a.属皇帝所有，b.进行防腐处理，c.驯顺的，d.乳猪……n.远看像苍蝇的。”[1]同福柯一样，观看完这部分百科全书后会自然生发出一种惊奇的情绪：“我们都熟悉两个极端不同的东西一旦接近会产生的令人窘困的结果，或者直说，我们都熟知几个互不相干的东西忽然靠近会产生的困惑……”[2]而后他分析了如此状况令人诧异的原因，在于事物被放置在截然不同的各种场所，以至于不可能在它们之下限定一个共同的场所，只有乌托邦或许是此情形下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这是现实世界中排列或分拣“物”的一种极端情景，在诗中，却显得不那么独特。或者说，诗是一种特别的场所，能够包容不同性质或类别词语所言及的物在同一个作品中合理地并置，甚至转换。

柏桦创作于1990年的短诗《现实》，最后一段就用了两个包含两对几乎无关的词语的句子来结尾：

“冬天”与“春天”，“鲁迅”与“林语堂”即是。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4]一文里认为后一句是“通过任意规定上下文关系来改变文学话语的性质”的范例，“林语堂”在此可以任意更换成其他人名，因为此处并不关乎单纯的署名问题，而是指向权力的某种消遣形式。但即使是任何人，也永远不是鲁迅本人，“理论上”并不能达成身份的随意切换。在这里先就原诗进行讨论：“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史实中鲁迅与林语堂早先曾是好友，后因政见相左和其他思想分歧关系破裂。鲁迅死后，林语堂曾作《鲁迅之死》以示缅怀。关于当时文学界争端的八卦并不是这句诗讨论的重点，更何况语境如何到此处还没有涉及。《现实》这首诗共八行，四段，全诗如下：

这首诗是以对词的本来地强调开始的，第一句集中于谈论“温和”和“厌烦”两个词语，它们显然均需刨除累赘的、复杂的附属含义，它们必须是它们“本身”，以至达到一种完全的对等。而后其实开始交待与题目相关的“现实”：

“慢”是所有词的修饰语，也是主要的关键词。“前途”象征物质层面的索取，指代有关权钱交易的欲望及追求，“阅读”则象征精神层面的洗礼，是一种自发地获取知识的行为，“转身”一方面意味着重大事件的转向，或好或坏的转机；一方面可能也表示一种个人处世方法或态度的重要变化。几乎囊括普通人生活现实的这三者，它们“都是慢的”。

“收割”一般是农民艰辛的劳动行为，在这里指代所有被动的繁重的劳作，这句诗对劳作提出了一种愿望和期待，即“速度应该省掉”，约等于前文中的“慢”。

冬天萧瑟而冷清，春天蓬勃而缤纷，自然中两个无法同时出现的季节在这里不仅相遇，而且关系是“可能”互换的。抛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西风颂》名句，这两个词的辩证关系并不明显。这里就要借助“时间”的维度打开这句诗的意义空间，还原词语的张力，方能使互斥或毫无关联的词及其指涉的物能够在同一首诗提供的场所内并列。在这首诗中，“慢”、“速度”关于时间的长短，“长夜”、“冬天”、“春天”关于时间的变化，柏桦在诗的前半部分已经着重强调了对在时间意义上将日子拉长、放缓，哪怕在“长夜”也不要刻意追求工作的加速度的诉求，后半部分

却是对真正的现实地反观。其中冬天与春天之间的距离被飞快前进的时间取缔，鲁迅与林语堂在性格、品德、文风等方面的差异与区别也将被疾驰的岁月消解。实际中物的绝对差距是固定的、永恒的，而诗有其自身开阔的场域，在时间作为条件的驱使下，冬与春、鲁迅与林语堂有了重合的可能。

同样的情况也在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名为《镭》的诗中发生：

在结尾处的诗句中，“妈妈搅着汤。洋葱/奇迹般地，变成了土豆的一部分。”“搅”作为外界的施力行动，当然可以在绝对的物理意义上将洋葱与土豆混合，但此处“奇迹般地”，暗示着结合得自然与奇异。众所周知，洋葱和土豆除同属植物界以外，既不同纲也不同目，更不存在洋葱逐渐生长为土豆的先例，如同《现实》中的类似描述，在这首诗里，两个名词同化了，一个植物进入了另一个。

理解其合理性须在理顺其逻辑构架的基础上进行，这首诗以确认“妹妹”的渴望早日成人的心理出发，将“我”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及作为成年女性的“妈妈”如何表现和引导“我们”长大并列，“镭”则作为重要的提示性信息，不断测量“我”、“妹妹”、“妈妈”和发现镭，并执着于自身事业的居里夫人所代表的独立女性之间的距离。这三条线始终交叉出现，第一、四和第十节是“妹妹”对成长问题追问的直接表达，从“她盼着长大”到寄希望于树叶变黄的可见变化，到象征着成熟的秋季终于来临时，彻底改观开始想念小时候整日在家的时光，“妹妹”猝不及防地被时间的洪流裹挟。“我”的视角相对而言则更加频繁地出现，从第五到第九节以及第十一节。先是以宠爱的、小心的目光面对像小精灵一样纯净稚嫩，带有原始的灵性的“妹妹”，满含珍视的态度及深情，继而转向对代表着旧事物消逝的新衣服、笔记本、学校新生活的观察，以一种消极和抵触的态度。因为与沉迷于消耗时间的妹妹、陶醉于热闹的同学和安心于日常的父母不同，我意识到：

时间正如海啸般以破坏性的速度毁灭着一切，以致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无法幸免于难。对“妈妈”的状态的书写也是跨阶段的，起初在年少的世界里，她曾有机会成为发现元素镭的居里夫人，或者担任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关键角色。对于小女孩而言，有着伟大科学发现及终生追求事业的居里夫人是独立女性的象征，天鹅皇后则代表着美艳、自信的另一种女性，她们都是尚未长大的女孩对自己未来的想象的缩影，也是对“妈妈”女性身份的几种期许。但

出乎意料的是，生儿育女后的母亲并没有成为理想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而是陷于操持家务和抚养孩童。然后“妈妈”作为一个冷漠的角色在第九节中闪现，是“我”未能得到求助的“父母”之一，她让我只有通过阅读希腊神话，借助想象中的神及英雄帮我摆脱对时光飞逝的无奈和胆怯。最后一节中“妈妈”是最为重要的元素，是指向洋葱变成土豆“事件”的唯一参与者：

且从其中的几个意象看这种效果是如何达成的。“实验室”的出现让人回忆起诗的题目，也提示着与发现“镭”有关的居里夫人象征的优秀女性再次出现。时间在运转，“我们”越来越接近真正成为女性的年纪，“门”在这里是一种界线，可能指未成年与成年之间的十八岁，也可能指具备成熟心理的瞬间。跨越这个界线，即将进入的是实验室之中的“深渊”和“黑暗”。“实验室”本该是实现梦想与成就独立人格的地方，然而修饰语如此严重和悲观——因为“实验室”中应当站立着勤奋执着于自己热爱的事业的女人的位置上，却是“我们”的母亲在烹饪，洋葱就此便突变成土豆的一部分。所以洋葱进入土豆并非是简单粗糙地硬性掺杂，而是一种女性命运的隐喻。前面的几十行诗中，“妹妹”施行过疑问、试探、尝试等举措，她“盼”、“问”和“观察”，采取积极而焦躁的行动，却在伴同着成长必然出现的离家读书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厌倦。从纯真活泼到疲乏辛酸的状态转变，她像洋葱渐渐失去外壳和果肉。“我”则更接近洋葱的一般性质，与沉浸于喜乐的同学和家人不同，“我”始终明确地表达着自己的坚决态度，“我从不想睡”、“我不想喜欢我的新衣服”、“我想要父母警醒”……竭力发出对时光飞逝的抵抗，顽固而坚毅，尽管最后因无人理睬显得有些落寞，总的来说有着如洋葱般辛辣直爽的性格。洋葱象征着富有生命力和新鲜感，执着而好奇的女孩，土豆则象征不声不响地一味接受，温柔绵软无个性的女人。“妈妈”也曾是前者，年轻时有能闯出新事业和担任新角色的自信，但婚姻和生育很快将她的自由心性吞噬，使其逐步于失去自我的家庭生活中安然。

仔细分析诗的第一段，其实可以看出诗人为表述自己的立场所做的暗示：

“妹妹”不想做的与孩子绑定的活动之中，有一项是“和妈妈过家家”。尽管可能出自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但一般的“过家家”确实多发于儿童与儿童之间，母亲的参与必将伴随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传递，或许植根于内心的有关女性“责任”的刻板意识和偏见的灌输就在此过程中发生，更为严重的猜想也是可能的——这是一种刻意地培养，母亲希望女儿最终也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专心家务的女性。整首诗中对“我”的性别的指认一直缺席，但诗人大多数以“我”的视角进行观看，刻画“我”、“妹妹”和“妈妈”三人的生命体验，其实是以一种更为平和和自然的笔触来呈现现实中的女性的一生。洋葱和土豆于是并非食材，而是女性生命的不同阶段。巧合的是，同样与《现实》类似，时间在此依然是使两者得以交叉的条件。以岁月流转前提，诗人暗含对女性隐忍于理想逐渐淡化的现象的反讽。

柏桦与露易丝·格吕克的两首诗在词的使用方法和技巧上存在共性，而几个看似排斥的或关联隐蔽的词的并置其实常常可以在诗中通过创造合理的条件达成这种秩序的有效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也能够回应所谓“诗的可读性”问题，翟永明在《诗人离现实有多远？》的文章中曾提到过一件事，可以说是对当代读者阅读诗时极富代表性的状态的映射。她提到自己2001年在某大学一个会议上朗读了其关于母女两代对话的作品《十四首素歌》后遭到一位观众的责问，驳斥她未能将诗中的“母亲”形象与“祖国”相挂钩的“特殊”写法，并称这种写法难懂。实际上这位观众是从共识语境的角度进行发问的，在她自身接受的教育及广泛的生活经验中，“母亲”是且只能是“祖国”的象征，而诗人出乎个人语境的体验在她的眼中狭隘且不合理。这位观众其实完全窄化了“母亲”一词与物的关系，而诗的审美效果却是需要借助词与物之间的多维空间来实现。对于诗人而言，挖掘词与物之间的缝隙是一项技艺和任务。很多较知名的例子如海子笔下的“麦地”、顾城笔下的“太阳”、张枣笔下的“鹤”等等，具备强烈的个人色彩的意象，无法在读者可能认为的普遍意义上得到充分的理解。正如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所言：“诗歌是一份擦去原文后重写的羊皮纸文献，”[15]诗不仅是一种时代和社会层面的记录，更重要的是诗人要通过对客观事物的个人化书写来达成。这并非从写作的角度鼓励一种彻底地自由诠释，而是从阅读的角度提供一种可能性。囿于自身经验的读者，在阅读到与自然或物质世界存在差别的诗句，像“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洋葱/奇迹般地，成为了土豆的一部分”时，单纯地期待“文本世界与现象世界相互转译”[16]，或以直言诗难于理解一以概之，是以非常干脆的方式封闭了阅读入口。其实诗的现实是另一种现实，其中的传统和规律若能以特殊的方式分析和体会，便能感受到“这些东西（此处为词语）碰撞在一起的”[17]活动独具的魅力。

进入诗的现实是阅读的前提也是方法。二十世纪以来，诗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诗人、批评家与读者争论的焦点。近几年对诗歌反映现实的要求声更是此起彼伏，仿佛这就是“诗歌可读性下降”的罪魁祸首。或许对于有些读者而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写实”、“大众化”为主要特征的创作流向、五十年代可集体参与的“新民歌运动”、六十年代关注社会运动的“政治抒情诗”等等，那些更能体现较为明晰和直接的与狭义上“现实”关系的诗，能够提供给他们一种安全感。此时引发的对当代诗的不可读的指责便在一定程度上与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构成了隐形的线索，或称对当代诗中“个体精神”的误解和排斥始终没有消解，而且渐渐演变成一种拒绝阅读、拒绝求解，无法获取新的认识便更生偏见的死结。但其实对社会状况或政治重大事件的直白书写从来不是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中进行的全部探索，比如“七月派”诗人在抗战阶段的写作既强调诗人的社会职责，也同样重视诗人主观的感觉、想象、情绪的力量；七十年代左右的“地下”诗歌写作题材虽然有限，却也完全没有忽视对“个体”经验的发掘。在特殊的历史阶段和重大事件面前，诗歌的社会效用变得明显是必要的，它需要承担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也毋庸置疑，但这无法成为谴责当代诗歌写作和抗拒审视诗歌的理由。当代不能忽视的像“地震诗歌”、“打工诗歌”等的存在，且不论质量如何，至少可以作为诗歌面对最直接的现实的例子。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存在这种功能，也正在并可以时刻背负起所谓的“期望”。

诗的现实是另一种现实，这是一个更为多面和复杂的现实，其中不仅包含易被感知的客观世界或更狭义的社会热点，也包含着诗人自身塑造的文学现实，更何况许多诗人能够运用杰出和娴熟的本领将这两者融合为精雕细琢的作品。审美仅限于表面的“纹路”，或因其过分繁琐就放弃接受，那么失去的将还有内部更为精致深刻的意义世界。

作者简介：袁梦颖，1994年生，现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1]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页。

[2]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页。

[3]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4]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57页。

[5]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6]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7]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8]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9] 柏桦：《山水手记》，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10] [美]露易丝·格吕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11] [美]露易丝·格吕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7页。

[12] [美]露易丝·格吕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13] [美]露易丝·格吕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7页。

[14] [美]露易丝·格吕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5页。

[15] [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6] 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17] [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