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先锋诗的进程中，写作与批评像一对难兄难弟，始终处于共生状态。诗人和批评家好像是“混”在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亲密无间”，使得批评高度内化于写作，但也造成了某种距离感的缺失。批评家的工作，似乎主要是为先锋诗的探索保驾护航，从辩护、说明，到整理现象、勾勒潮流，进一步安排诗歌史上的席位。然而，批评不能完全是一个服务性的行业，还要有更远大一些的抱负，特别是在宏阔的视野中，提供一种批判性的尺度，帮助诗歌写作适当挣脱“先锋”圈子内这样那样扭捏的意识形态。在诗歌GDP虚高乃至泡沫化的时期，后面一种批评氛围的强化，尤其值得期待。

这一辑诗论栏的三篇，都颇具分量，从不同的向度体现了重构批评“问题视野”的努力。敬文东的《词语：百年新诗的基本问题》其9万余字的长文《从唯一一词到任意一词》的起始部分。这篇长文虽然以一位诗人为中心，但说短道长，纵横捭阖，目的在于当代诗“词与物”关系之原理性的批判。张桃洲的文章，借评析一位青年诗人的学术专著，特别提出了在诗歌研究、批评中引入“政治”维度的适当性：在“去政治化”又交错于政治的暧昧语境中，这不仅能帮助我们厘清诗歌具体的社会位置，同时也能反过来，以文学的方式塑造对政治生活的感知。当代诗的政治性，也是张伟栋关注的问题，他的文字更具哲人的思辨气质，试图将当代诗歌内部的诸多争议，置于古今之争的脉络中去勘察，用“古典性”来纠正“现代性”。

2017—2018，适逢新诗百年，相关的研讨、纪念、朗诵此起彼伏，喜气洋洋的历史盘点，也占据了相当多的版面。事实上，百年新诗已成就一种传统，在某些方面，也难免固化为若干体制性的存在。我相信，相对于“现代”、“先锋”一类立场的自我褒奖、重申，如何在内部撬动板结的观念，在总体的社会文化图景中，检讨新诗的位置和限度，应该是批评更应着力的地方。以上三位的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