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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梁晓明
1、北回归线的缘起
在办《北回归线》以前,1985年,我办过一个打字油印的诗歌册子,叫《从九月开始》,这本被称之为中国第一本真正南方诗刊的创办目的,其实只是我个人对诗歌的一种选择和观点,并没有后来创办《北回归线》那么大的雄心,或者叫野心。办《北回归线》其实是在北京一次私人宴会上,刚好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外国诗人,他来中国寻找诗歌,并翻译出版。酒席间,他疑惑地对人说,他翻译的这些中国诗歌他觉得不好,我听到,就不禁问他,谁给你提供的这些诗歌?他朝对面的阿曲指指,说:是他。并且说他自己提供了十多首,他翻译了,但觉得也不是很好。他很遗憾,说:他专门为中国的现代诗歌而来,但感觉不满意。我说:中国的现代诗歌很好,你可以多问问其他人。他的回答刺激了我:除了《诗刊》,我们也只能到北京来寻找诗歌,其他人,我也不认识啊,也不知道该到哪里找。现在想来,此人不是荷兰的科雷,就是另外一位什么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回杭州的路上,就坚定了要办一本真正代表中国一流水平的诗刊,至少可以让这些外国的友人们有一个可以寻找中国诗歌的地方和途径。这也是后来我在《北回归线》创刊号的前言中所写的背后含义和雄心。
要说缘起,这可能就是最大的原因了。
理想是一回事,具体操办又是另外一回事,技术上说,那时已有了北岛、多多、杨炼、芒克等“今天派”的很多作品和信息,同时,又有了上海的王寅、陈东东、陆忆敏、孟浪、郁郁等一大批新认识的朋友,王寅又介绍了广东的黄灿然、陈寅,当时几乎全部都还是学生,但却都已经写出了响当当的直到今天依然可称之为杰作的诗歌作品。不久后,又认识了西川。而源自四川的《非非》的创办,我又被拉进作为了主要人员,就此又认识了《非非》一帮人,与何小竹交往也特别密切。这样一来,作品有了,接下来就是杂志的编辑和印制。
关于第一期的经费,王建新先生专门有文章,我这里不说了,有了经费,就是封面,当时在省作协《东海》杂志任诗歌和美术编辑的方跃先生主动承担设计和小样印制,他设计了三个样稿,我一眼看中了后来第一期的那个封面。封面的设计、漂亮小样的印制等,方跃从来没谈钱。拿到封面,我把所有的诗歌稿子每一页都亲自排版,划样完成后,杭州市财税局的黄丽萍女士热情地联系了余杭的一家印刷厂,最后,这家印刷厂几乎不赚钱地印制了第一期的《北回归线》。
2、《北回归线》第二期后的编辑与印制
《北回归线》第二期是在1991年,那时已经认识了刘翔,他就像一个大管家,很快,《北回归线》很多事物他都接管了,经费是梁健的女老板谢雪倩出了一半,为此,当时不会喝酒的我,到她家,和他的老公喝了一大顿酒。另一半我们大家平均出资。第二期我最满意的是发表了义海翻译的葡萄牙诗人安德莱德的杰出诗作《白色上的白色》,记得我当时觉得这诗歌太好了,舍不得一下子出光,就想先出一半25首,另一半想留着下一期出。但刘翔坚持要全部出去。现在看来,全部发表是完全正确的。唯一惭愧的是,没有钱作为稿费给翻译者义海。虽然他当时觉得能被全文登载很高兴。
从第三期到第六期,杂志几乎全部是刘翔操办了。经费还是大家一起平均分摊。所以,《北回归线》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刊物。大家也以一种民间写作,独立态度的姿态而自认。
2007年,阿波回到杭州,谈起《北回归线》年刊停了那么多年,他表示可惜,并愿意承担起来继续做。那时每期经费大概一万元左右。说实话,北回归线那时人员很多,平均分摊也完全可以,但是出钱相同,登载诗歌的多少等,已经会引起一些人的意见和不满。我听到,感到很是泄气,同时也觉得老样子的平摊经费也确实不科学,大家出钱一样,但有些登载的作品却很少,自己也觉得不好。于是就拖下来。现在阿波出马,真是很好的办法。于是我们马上成立了一个六人编委小组,阿波任主编,每人推荐两到三位作者的作品,然后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决定。第七期到第九期就是这样编辑的。
王自亮先生加入北回归线后,他以专业的眼光和态度,从封面到内容,从版式到作品、栏目等,对《北回归线》做出了一个全方位的改革,令人耳目一新。
目前年刊《北回归线》一共出到了第十一期。刊物由阿波和王自亮两位轮流主持,他们风格各异,思路新颖。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北回归线》从来推崇个人主义写作的特点,我对《北回归线》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3、《中国先锋诗歌档案》、《北回归线》(第一辑)、浙江在线的《中国诗刊》以及两份报纸
《中国先锋诗歌档案》能够出版,首先是因为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邹亮。我和邹亮是老朋友,青年时代就在一起,他的理想是成为中国的兰登书屋。从单身到结婚,再到孩子出世,近二十年过去,我们再相见,都已经年近四十,他已经是出版社的领导了。我笑说:我们都一辈子朋友了,你竟然一本书都没出过我的,以后老了,退休了,你怎么见我?他说:你架子大,我们单位这么近,你就从来没来看过我。我说我个人不要紧,至少出一本和诗歌有关的书吧?我们相互笑骂着,终于他决定出版。回去后,他来电说,想好了,就出一本《中国先锋诗歌档案》,感觉应该很好。我很高兴,立即拉着南野、刘翔一起分工,约稿和编辑了这本书。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北回归线》(第一辑),完全是聂广友一力承办,首先便是出版的费用要五万元,期间还要与出版社有关人员多次交涉,我也几次前往上海。无论从封面,还是从出版社出版后的社会效应,都取得了极为满意的结果。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徐如麒先生在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他几十年编辑出版中国诗歌最满意的两本书之一,另一本便是舒婷的《双桅船》。还有件高兴的事是,有一天,我走进杭州最大的新华书店,只见诗歌栏的进口处,专门架起了一个书架,上面突出的,只摆放着这一本《北回归线》。我当时在书店,左看右看,竟舍不得离开。
与浙江在线合作创办《中国诗刊》,缘起是因为老庙的老友担任了浙江在线的副老总,《中国诗刊》一共出了六期,容量巨大,工作量也巨大。后来还去武义开过一次专门的会议。上海的杨斌华、聂广友、广西的草树都前来参加了。而前后奔忙和具体操作的,也是老庙。所以,具体可见老庙对这事的回忆文章。
全面介绍《北回归线》的报纸,印象中有两次,第一次为伤水负责,小荒具体编辑组稿。第二次是老庙负责,由歌沐具体组稿。这两份报纸第一次是2007年6月6日,洋洋大观的16个版面。第二次也用了几乎全部的版面。这两份报纸的事情,以及具体的时间、过程,伤水、小荒、以及老庙和歌沐应该有更具体的回忆。我这里就不说了。
4、梁健逝世前后和文集出版与纪念会情况
梁健去世后,我和刘翔、方石英,以及梁健的弟弟梁大明、梁健生前的安吉好友陈贤喜(阿喜)、范一直六人组成了一个梁健治丧委员会。主要负责梁健去世后遗留的各种问题。在梁健追悼会和落土安葬后,这个治丧委员会主要做了梁健的诗文出版的事情。这也是我内心的终极愿望。觉得把他的诗文集出版了,我就可以彻底的安心了。经过几轮会谈,我们和安吉分成两方面,各自筹钱,而编辑和收集主要由方石英一手操办。梁健去世后社会反响很大,各方来稿以及各种回忆录纷至沓来。有些回忆录的内容甚至很是匪夷所思,比如说上个月刚和梁健在夏威夷喝过酒,又有的说,崔健著名的《一无所有》的歌词为梁健所写,并为这样一个大才子的去世感到悲伤。等等不一而足。像这样的有意无意的夸大,我和方石英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勘误,包括一些诗歌上的错误和各种问题,虽然最终出版后,依然有各方朋友前来叙述诗集中存在的诗歌归属问题,但《梁健诗选》终于在2014年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梁健纪念集》3月刊印,4月我们在晓风书屋发布会。方石英专门写过一篇《怀念诗人梁健》的文章。具体可见方石英的文章。
另外有些朋友在出版前表示愿意独立承担梁健诗文集出版的全部费用,不止一个这样说,我们一方面感激这些梁健的好友,另一方面考虑到梁健诗文集的出版也是所有朋友内心愿意做的一个有关情感纪念的事情,我们便集中收集了全国各地五十篇(首)回忆梁健的文章,由五十人一并平均分摊。算是对梁建的怀念。这样在对梁健的纪念情感上,至少大家是一样的。
5、关于大型诗歌电视系列片《中国先锋诗歌》拍摄情况
大概是在2003年开始,我因为在电视台工作,便创办了一个《中国先锋诗歌》大型电视诗歌系列片的制作和拍摄。这之前,主要因为听到了唐晓渡说在美国,庞德和艾略特的诗歌朗诵的录音带借阅量很大,人们都想听听这些诗人真实的声音。我想,电视可以更多的以形象的方式留下中国诗人的身影,岂不更好?于是就动工起来。前期制作工作主要由我和梁健负责。先锋诗歌怎么在电视上表现?这其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尝试。当时很多人听到,都表示不能接受,觉得不可能在电视上表现诗歌,特别又是先锋诗歌,更加困难。记得当时王寅就那样表示和反对。但是后来他来杭州看了第一集后,就完全改变了看法,还专门写了文章,在当年的《南方周末》上,加以宣传。诗人南野也专门写了很长的文章,发表在《山花》杂志上加以推举和赞赏。
拍摄和制作这套电视,其实当时还有很多诗人都不能接受,比如陈仲义先生就说,要不是你梁晓明,我们根本不会接受。还有芒克等。所以,这套诗歌电视片的完成,实在有很多朋友的面子和友情包含在内。也正因为如此,我和制作团队就更加小心,对于这套诗歌电视片的制作,就更加的用心。
好在完成和播出后,获得了大量的掌声。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包括多年以后,诗人伤水说:“此举是全中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现代诗举措。”这样前后一共经历了大概五年时间,总共完成了五十集,每人一集,每集十分钟,由一位诗人自述,一首诗歌的电视展示,几位评论家专门评述组成。下面是每一集的诗人名单(不完全名单)。如下:
芒克、多多、舒婷、汪剑钊,刘翔,南野,阿九,耿占春,严力,田原、唐晓渡、陈超、王小妮,马莉,海子,臧棣,西川,西渡,王寅,陆忆敏,黄灿然,杨子,王家新,蓝蓝,森子,沈苇,梁健、伤水、宴榕,梅丹理、叶舟、李亚伟、何小竹、吉木狼格、柏桦、翟永明、周伦佑、于坚,伊沙,朱零,黄毅、程蔚东等。
2017年8月6日晚。于杭州翡翠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