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我所遇见的诗歌写作者而言，遇见的越多体味到一种“消极自由”的气氛越浓，直白地说，就是流行着一种取消了道德、政治、文化等问题意识的写作风气。不知这是否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面对几千年前柏拉图抛出的诗与哲学之争，当代一些写作者把它仅仅看做是事不关己的学术问题、学理问题，而不是作为时刻反思创造的现实问题、人生问题。中国汉语诗歌界自九十年代以来倾向于借个人伦理锻造诗意，普遍的主题脱离不开生老病死、儿女情长、风物自然的吟咏，总的来说，都没有脱离自我情感营造的微小空间。虽然这些抒情主题无可厚非，每位诗人的生命中不可避免会触及到，大概尤其胜行在尚未成熟的青春期和回忆充沛的暮年。如果在某段历史时期，这种个体化的美学价值带有冲破困局的策略，“消极自由”的行动观曾标榜的理念确实值得赞美与尊重的话，如今却已经和保守主义、犬儒主义同流合污。在当代写作者中间，试问还有多少人愿意再恢复一种总体化视角，不仅如此，唯恐避之不及，这与其说是诗人们的思想出了问题，还不如说是生活出了问题。虽然一些人以远离体制为荣，或身在体制自觉自己有清醒态度。然而一旦论及诗歌的功用，几乎很少有人把诗歌当做一种宏伟的语言共同体之存在，所以我们看见一些当代的诗歌写作者，不要说在行动上，就连拥有这种理想气质的想象力都已丧失殆尽。一些人羞于讨论诗人的责任和义务，自动把自己升级为单向度的人；另一些人固守着僵死的写作信念：诗歌是个人的事业，主要朝向的是个人的内心，他们认为把诗歌和行动力相连更是可笑之极，无非就是功利之心罢了。让我深感愤怒的是，在京见识的人越多，这些话语堆积得越多。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询问一下，一名合格的写作者的基本素养是什么呢？或者，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则问问自己是因为什么而写诗？如果没有一种对语言的崇高感，对诗歌的使命感，写作仅仅是记录个人的喜怒哀乐，那你就写写日记算了，不要说自己是一个诗人。其实，你只是一个会写字的人。如果一个写作者到了艾略特所说的有了历史感的年龄，他就不应该只具有针对现实生活的想象，还应具有针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以及神学上的想象。对于读者来说，他们真的需要去倾听一个被虚无刺穿的诗人所吟咏的廉价自我吗？我想在诗人大家庭里，每一个认真自律的成员在诗歌写作的成长道路上都应该思考并试图有所突破。

　　我们要思考，在现时代诗歌应如何承担自己的使命？其实，这个问题深藏着一个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诗歌的语言跟得上现实的瞬息万变迷人眼？进一步引申，就是作为诗歌写作者，你是否能够成就一名当代的波德莱尔、米沃什、艾略特、茨维塔耶娃等诗人。而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界，每当谈及诗意问题，其流行话语告诉我们的是它来自于对日常生活真实感的抒写，试问当我们谈论“真实”的时候，我们真的能触及到“真实”了吗？到底有多少“真实”可以被讲述出来？相对于新世纪的写作者来说“真实”恐怕是缩水的，“真实”的范围是狭窄的。我们要警惕的，并不是说剩余那一点可怜的“真实”不值得抒写，而是说“真实”也和“宇宙”这个词一样是一个宽广的词汇，“真实”不仅包括荷马的特洛伊和奥德修斯，也包括但丁的地狱、炼狱、天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赫西俄德的众神，而不是狭隘到某些诗人认为的眼前现实之所见。

　　这种狭隘有时并不妨碍写出还说得过去的诗歌作品，因为单维度的写作并不一定断言其有缺陷，比如某些人眼里抒写“真实”的诗歌就可以通过道德感的加强来获得诗意上的深度。普遍的观点是，诗意的构成来自于具体的细节，在诗学上，如音节，语调，语感，语法。但诗歌技艺的增进并不是诗意有效性的保证。很多写作者会根据自己的趣味而要求诗歌语言的纯洁性，哲学，政治类词汇在他们那里是被排斥和慎用的，不能不说，这种态度意味着美学趣味的单一。这是把一元化的诗歌技艺和诗意等同起来，而诗意的来源和构成是诗人的内在心绪在时代的大生存背景中呈现出来的多层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诗人都是借诗歌的双手在一望无际的真理海洋里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