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诗歌中“主体”的“厌倦”与“超越”

——以马雁诗歌为中心

衷杰宇

摘要：出于对二十世纪诗歌“阴郁视阈”中主体性危机的反思，马雁强调诗歌与生活之间的交错与互动，主张诗歌文本的伦理力量根植于诗人主体精神的锻造。面对当代社会的普遍困境，青年诗人呈现出“厌倦/超越”的双重书写范式。马雁凭借其诗学中建构的“责任意识”与“超越性追求”，不仅与青年诗人形成精神共振，更呈现出一条独特的诗学突围路径。

关键词：马雁；主体；厌倦；超越

一、当代诗歌伦理意识的一个脉络：在虚构与现实之间

纵观新诗百年发展脉络，可以拈出一条由两股力量相互冲突、交织的线索：一种倾向是对诗歌本体论的追求，在与既定意识形态的抗辩与疏离中，保持文学自主性；另一种倾向则是新诗始终保持向世界敞开并与之对话的渴求，在政治文化视阈中不断激活自身的潜能。[①]诗歌的“天秤”似乎不断在本体论的追求与现实的伦理责任之间摆荡，构成新诗发展的内在引擎装置。

张枣的新诗写作实践与其诗学观念就显示出了这种矛盾的裂隙。在词与物的关系上，他认为中西诗学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儒家诗教将语言与现实直接对应起来，强调诗的“及物性”；而马拉美等现代主义诗人则追求一个由封闭能指虚构出的语言世界。张枣的诗歌与诗论同样也显露出在“及物”与“不及物”之间的某种“历史分裂症”[②]。一方面，他坚持语言本体沉浸的姿态与“元诗”理论，认为文学不是模仿现实或反映现实，而是“重新追问、构建现实的过程”[③]，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处于一种对称关系：“诗，干着活儿，如手艺，其结果/是一件件静物，对称于人之境”（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另一方面，张枣也警惕着因“用封闭的能指方式来命名所造成的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他不断地絮叨着“诗的危机就是人的危机，诗歌的困难正是生活的困难”[④]，“也许，诗人不能改变生活，但诗人注定会改变母语，而被改变的母语永远都在说：‘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里尔克）”[⑤]“词，不是物，这点必须搞清楚，/因为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张枣《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这里充分显示了张枣内心的矛盾：词既是物，同时词又不是物，这两种矛盾同时存在、同时为真。诗人不可避免地成为“反讽时代”下的反讽主体[⑥]，诗歌中的精神主体也患上了某种自我分裂症。

与张枣强调诗歌与现实之对称关系不同，孙文波更注重诗歌与现实的对话关系[⑦]。前者“站在虚构的一边”认为“没有文学，哪来的现实呢？”[⑧]，而后者“站在人这边”——继承他钟爱的波兰诗人米沃什的精神向度，更强调文学对现实的反应，并警惕虚构的限度。如果说张枣诗歌中分裂的“自我”源于语言本体中形而上的追问与现实生活之间摩擦产生的裂隙，那么孙文波诗歌中也有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孙文波《铁路新村》），它源于过去/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的时代错位感——“一个时代的痼症让我成了受害者”（孙文波《玫瑰花香》），童年的经验如梦魇，紧紧地抓住当下的“我”不断重返过去所遭受的一切：“梦境，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使我不能以虚构来述说真实的存在……是的。一切都只能在梦境中回来。如今/我站在院中的大桉树下。我就像一个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孙文波《铁路新村》）。“梦境”所指向的世界即是过去，也就是说，“我”只能从过去中夺回真实的存在，并且不是以虚构的方式。这里流露出诗人对虚构限度的反思，历史的沉疴有时令人惊异到失语，令虚构在真正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因而诗人选择“在时间的深处打捞丧失的记忆”（孙文波《铁路新村》），在言语中直面生命的真实事件。

然而，无论是张枣式的“对称”还是孙文波式的“对话”，都预设了一种诗歌与生活对立的紧张关系。如何突破这种二元思维，马雁的诗学观念提供了一种重要思路。作为兼具知识分子责任感与宗教情怀的诗人，马雁从世俗与超验的辩证关系出发，将诗歌视为通向真理与神圣的路径。她反对将诗歌与生活对立，强调两者的不可分割性：“通常的艺术与现世生活之间有着巨大的距离，必须取消这种距离”[⑨]，“诗歌并不是比日常生活更高的东西”[⑩]，创造性活动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和其他的部分融合在一起，构成更完整的生活”[11]。因此，“诗歌与生活之间的交错与互动”[12]成为马雁核心的诗学信念。相较于浪漫主义传统中有一种向艺术献祭的倾向，马雁更倾向于古典式的创作观，即“好的写作可以丰富写作者的生命，而不单单是贪婪汲取和消耗写作者的生命”[13]，对她而言，诗歌是搭建生命殿堂，诗与诗人都会因此受益。

作为一位受到现代诗学洗礼的诗人，马雁虽认同想象力的创造性——“发明词语者/发明未来”（马雁《学着逢场作戏》），但她区分了两种想象力：一种是孱弱的，一种是有力量的。诗人曾对卡尔维诺颇有微词地说道：“卡尔维诺以貌似现代艺术家的形象做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写作活动，以及想象。想象是一个创造性的活动，当这一想象确实与你所处的环境相关，而不是幻觉以及自我安慰的时候。卡尔维诺的想象之无价值就在于缺乏创造性。虽然具有一定的美感，甚至一些有说服力的逻辑结构，一些像冰一样的精致结构，晶莹剔透但不堪一击……因此，卡尔维诺是一个赝品，一个关于生活之价值的赝品……”[14]不可否认的是，卡尔维诺的小说在想象力的优美与精细维度上，罕有能与之相媲美的作品，但马雁认为问题在于，这种想象力由于更多与幻觉和自我安慰有关，因而虚弱得不堪一击。诗人暗示道，一种真正的想象创造性活动，不是艺术家在纸上“做着一些无关痛痒的写作活动”，而是“这一想象确实与你所处的环境相关”，前者使虚弱的人逃避生活，掉入“古典情调的美丽深渊”，[15]后者有力量对身处的环境做出创造性的行为反应。也就是说，想象力的创造性是基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通过语言感受世界，更深入地认识生活，从而实现诗歌与生活之间的交错与互动。

马雁以严苛的目光辛辣地指出大多数艺术作品的阿喀琉斯之踵：它们是生活的赝品——即使这赝品看起来比真实生活更高贵更优雅。例如在《这些画或多或少地虚伪……》一诗中，马雁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对艺术作品的批评态度，从而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创作的伦理思考。整首诗以“我们”不断变化的行动与视点，以及反复出现的“……或多或少地虚伪”句式排比驱动诗意进程。主语依次为“这些画”、“它们”、“这些在室外打太极拳的衰老者”、“他们”，呈现出从物到人，从具体到泛指的递进结构，共同建构了虚伪的一方。画作只能“一直凝视我们”，其目光无法触及真实的身体；在室外打太极拳的白内障患者，是视力残障者与行动的伪善者，仅敢“在坚硬的壳后面凝视我们”；“他们”则泛指艺术品的观者与作者。诗人以此揭示，艺术及其生产者、消费者均陷于“或多或少地虚伪”——他们既无法看见亦无法理解真实坦诚的生命，虽以高贵精致的姿态居高临下“凝视”他者，实则是道德伪善与行动力匮乏的体现。与之相对，“我们”与“送牛奶的工人”代表鲜活生命与热望，其身体可真实触碰彼此。“我们”被更具生命力与行动力的“送牛奶的工人”“刮伤”与“摇晃”，由此产生的震荡激发内在觉醒，导向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对做爱者从室内移至自然草丛，他们是真实的生命，又是画家描摹的对象，不断地逃离虚伪者（画家、观看者）的凝视与捕获，最终触发抵抗行为：“我们用指甲抠掉/龟裂的颜料表面”。此举如同画中人撕裂画布、戏剧角色打破第四堵墙，昭示着对艺术媒介区隔生活世界的拒斥，以及对任何形式剥夺生命经验之艺术机制的警惕。正如姜涛所言：“诗歌的语言不是一种独自娱乐的力量，而根本上是一种认识的、担当责任的力量，不仅涉及溢出生活的幻象，同样涉及到生活内部的干涉。”[16]

马雁的诗歌中有一个坚毅的主体，拒绝虚伪与孱弱的创造力，要求语言和行动有一种真实的对应。这就是说，张枣的矛盾困境并非难以破解，细察之下就能发现，在他的絮叨声中，诗人本应承担的责任被轻易地豁免了。如马雁所说，“人们不能口称对生活的严肃、对真理的热爱，却不在行动上去实践自己的说法，除非那只是谎言。”[17]沃尔科特的箴言“你要改变语言，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沃尔科特《遗嘱附言》）在此获得回响，昭示一种古老的诗学伦理在现代社会依然有效：诗歌文本的伦理力量根植于诗人主体精神的锻造。对马雁而言，语言、诗人与生活构成不可分割的一体。诗人于生活中践行真理的求索，亦在诗中拥抱此种求索的生活；惟有诗歌与生活的交错与互动，才能消弭了二者的区隔，将诗人引向更为深广之境。

二、当代诗歌的“痼疾”与“主体”的政治性精神分裂症

古典学专业出身的诗人马雁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传统思想与诗学的吸收与借鉴。她有一颗积极入世之心，仍心念“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先儒古训，[18]向往诗歌能达到“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李白《关山月》）的磅礴境界。[19]当她强调诗人、诗歌与生活为一体时，亦是说君子应以修身为本，做到“修辞立其诚”。她之所以如此看重传统诗学的理想，或许正是出于对现代社会痼疾与诗人人格的忧虑。

可以说自浪漫派以来，一种古老的传统“知识即美德”受到严重的破坏，[20]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沟壑日益剧增。当唯美主义者们认为，一切都可置于美的要求之下，美变成了人性自由的体现，于是乎美即道德，真实不过是一种风格，艺术为了“真”还可以放弃“善”。赵汀阳曾分析道：“现代人的各种活动，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学和艺术，都不再承担或至少不再必须承担道义责任而可以独行其是，都可以‘为什么而什么’，而道德则萎缩为一个意义贫乏内容空洞的领域”。[21]先锋派作家在打破传统伦理观念束缚的同时，也为新的文学伦理危机埋下了隐患。马拉美等现代主义诗人赋予诗歌自治、自足的本体论地位——诗歌不再是描写世界，而是代替世界而存在，通过激进的语言策略发起对语言表义规范的挑战；然而这个自为存在的世界不仅将艺术家本人驱赶了出去，也清除了来自现实世界的“污染”，“纯诗”这样一种理想化的极端产物一方面抵抗着政治和道德意识形态的外在暴力，另一方面又以一种内在暴力构造了封闭自足的艺术世界。

另外，现代诗歌中的“消极主体”成为了一个迷恋虚无、怪异、孤独、丑陋、不和谐音的反讽主体，随着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对世界的仇恨与轻蔑日益加深。现代主义的艺术作品不断形塑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态度，总是强调个人对世界的孤独感、荒谬感和虚无感，社会对人们生活的异化，尽管这里隐含着对生活本真性的理解，但导致的负面影响却是个人与世界的分离，艺术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对立，人们退到一种犬儒主义的孱弱躯壳里，为了逃避现实而遁入封闭自足的艺术世界，有时现代艺术并不导向对他人与生活更宽广的理解。无怪乎米沃什担忧道：“做一个二十世纪的诗人意味着要接受各种悲观主义、讽刺、苦涩、怀疑的训练，这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在T.S.艾略特的《荒原》里很难找到明天，埃兹拉•庞德的《诗章》宣布了一种反动的政治选择，罗宾逊•杰弗斯创造了一种英雄式的“非人性”，“现在我们有的是绝望，绝望于人类被囚禁在邪恶文明里，在一个摆脱不了的牢笼里。”[22]

联系中国当代诗歌近四十年的历史，它同样也在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下展开，并且还存在着自身特殊的历史语境。新时期以后的诗歌中，某种浑然不觉的、意识形态性尤为突出：一边是古代伦理纲常的破坏，一边是政治意识形态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人们在政治的宏大话语面前大步后撤回语言本体与个人主义。在这个过程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为中国诗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但也留下了两个隐患：主体性幻觉与语言中心主义。当“历史”被轻快地转化为种种语言事件，“历史个人化”没有了历史的“痛点”，只剩下原子化的个人——而这种个人又极易被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所收编，于是“语言”成为了诗人所要过的“生活”[23]，诗歌与共同体的生活严重脱节，无边的犬儒主义成为当代诗歌精神的表现。

马雁的《盛事》一诗即体现了诗人对我们这个时代与诗歌关系的警觉。自20世纪90年代起，消费主义的盛行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普遍处境，它鼓励一种消费与享乐的生活，许多九十年代诗人有意无意成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同谋者，享受“语言的欢乐”，展演无节制的欲望叙事，萎缩的心灵陷于书写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意义的解构，“以消费者的意识取代他作为一个人甚至一个‘公民’的意识”[24]。《盛事》一诗在开头便点明这是一个被广告、电视、炸鸡充斥的消费时代，人们在耽于生活享乐的同时有主体意志丧失的危险。正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祛魅、“娱乐至死”的消费社会景观中，马雁一反常态地给《盛事》写了一段题记，意味颇深：“盛事的定义取决于诗歌的方向和力量……诗歌的确还不能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局限，但诗歌试图阻挡坦克，这是诗歌的宽广。”[25]盛事，即盛大的事情，出自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意思是文章关系到治理国家的伟大功业，是可以流传后世而不朽的盛大事业。或许是洞悉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疾病，诗人才在此重申诗歌在古代社会中的伦理意蕴与地位，提醒我们诗歌乃“经国之大业”，它深深植根于人伦修养与对家国的社会关怀之中。

马雁的忧虑在于诗歌中的“消极主体”容易落入政治意识形态与消费主义社会联手编织的“诡计”，在一个诗歌公共性衰落与诗人自我边缘化的时代，诗人与时代的心灵容易走向封闭，社会体制化与区隔化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政治冷漠感”与行动无力感。马雁诗歌中的抒情主体与被观察的对象，已经显露出这种政治性精神分裂的征兆：

充满厌倦情绪的享乐主义者，/痴迷于尖刻的自我教育和/政治斗争的佝偻病人

——马雁《学习》

有那么些人常常聚会，/无谓地研究问题，这城市/热中于责任而毫无办法

——马雁《北京城》

不惜分裂自我的理想主义者/一年一年地种荷花，拔芍药

               ——马雁《怀柔县》

这些自我分裂的理想主义者们，对某种政治性现实充满着厌倦情绪，在畸形的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为“佝偻病人”，他们不满于既定的社会秩序，依旧“痴迷于尖刻的自我教育”，他们常常地聚会，在小团体内保持一种友谊性的智识联结，“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一年一年地将理想的种子播散到更多的地方，这“是多么无辜的处境……/让人痛苦地爱，绝望中一再重生。”（马雁《北京城》）更进一步，马雁从这种政治性的精神分裂征兆中洞察到生命悖论式的处境，即人们总是在痛苦与爱、绝望与希望中：“拼命挣扎，反复抨击/自身，直至成为碎片化为粉末。/又反复成形，反复成为自身。”（马雁《桥梓镇》）不过，如果仔细体会这些首诗的整体语境，就会发现“徒劳的责任”并不令人窒息，其中也有着忽然溢出控制感的美丽瞬间，因而“热衷于责任而毫无办法”更像是一种馈赠的重负，一种日常的呼吸，诗句的语义重心并非痛苦与绝望，而是爱与重生。主体在痛苦中反复蹂躏，化为粉末又反复重生，是马雁对人们命运的绝妙隐喻，也体现出一种弗弗西斯式坚守责任的顽强信念。

可以说，反讽时代下的政治性精神分裂“主体”表现为：“他们（或她们）不但与世界决裂，而且与自己决裂”[26]，他（她）们不喜欢自己“所是”（to be as it is）的状态——“政治斗争的佝偻病人”（马雁《学习》），无法忘怀一个诗人“曾是”（used to be）的高度——“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且离理想中“应是”（ought to be）的境界——诗人、诗歌与生活三者在交错与互动中携手通往真理——有着近乎无限的遥远距离。也就是说，反讽时代下的主体饱受着精神分裂的折磨，他（她）们总是在曾是、所是和应是之间徘徊、犹疑，既不能回到曾是，也不能接受所是，更无法达到应是，这便是反讽主体（政治性精神分裂“主体”）与新诗一开始就面临的尴尬处境。

正如鲁迅《野草》中的人物，如在过去与未来、绝望与希望、生与死、明与暗、沉默与开口之间，于“无物之阵”中依旧举起投枪的战士，于“冻灭”中依旧燃烧生命的“死火”，以及赤足著破鞋只知往前走的“过客”，马雁诗歌中的精神主体也有着强力的意志，在各种否定性动作中保持对世界的警觉。诗歌《盛事》在否定消费社会景观之后，展开了一幅小行星宇宙飞行图，很明显，这也是一幅自我寓言图。脱离了与“群星”巡航的“小行星”显出极强的自尊心，言行执拗而孤决，它不是焦急的害怕脱离队伍，而是以高贵的姿态“要求被邀请”、“要求被引到辉煌的门口”，甚至“给出一只钟表”要校对时间。这里显示出“小行星”以个人对抗群氓，不被时代潮流所裹挟的主体姿态：

但在几万只触手间飞行，我擅长。在它们

盲目的搜索中，穿越、翻跟斗，甚至挑衅

也是必要的动作，以使触手显得更像触手。

……

无法找到出发点，他只能不断地飞行向前，

而没有终点，终于等到触手不再延展那刻。

——马雁《盛事》

小行星“在几万只触手间飞行”，与宇宙互相对刺，无法找到出发点也没有终点，只能一直翻腾，直到爆炸，但爆炸中“纷飞的/是小小的喜悦、痛苦和无知”。“小行星”的姿态、行为与处境与鲁迅笔下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的主体精神乃是一致的：他们以强力意志反叛世俗，即使被围困在时代的“无物之阵”中也要依然反抗，直至生命的“爆炸”。由此可以看出，马雁与鲁迅早期的诗学思想存在某种相似之处：他们都将“经国之大业”寄托在具有强力意志的精神主体，首先是立人，诗人必须保持心灵对世界的警觉，才能破除人们的诈伪与黑暗，由“心声”（诗歌）引至“群之大觉”。

正是出于对时下“羸弱”的文学观念与“体弱”的诗人之不满，马雁才再三强调诗歌的方向和力量与精神主体的人格修养之间的紧密连结。在传统伦理架构崩解与历史创伤交织的现代性困境中，“脱域”的个体往往深陷消费主义狂欢与价值失序的双重困境。马雁此时重提古典诗教传统，实则构成对时代症候的策略性回应：通过重塑具有伦理自觉与现实感的精神主体，试图在当代语境中激活诗歌的文明教化功能，最终实现诗学现代性困境的突破。

三、“主体”对“厌倦”的双重“超越”

新世纪以后，随着媒体与科技的发展，知识、权力与技术的合谋，大多数青年人对政治与社会现状“有心无力”，一种厌倦与冷漠的精神状况在年轻一代就变得更加严重与复杂。张枣笔下的“消极主体”如今已演变成青年诗人砂丁笔下的“倦怠主体”。李国华将砂丁的诗与当代青年的精神状况联系起来：“由于‘当代主体’的‘失败’感受，砂丁的诗行漫漶着疲劳、厌倦、倦怠、慵懒（和缱绻）等语词，令人不得不意识到他构建的‘当代主体’与当代‘丧’文化的某种联系。”[27]如砂丁在《超越的事情》一诗中这样写道：

他热爱传单的激情

胜过文艺创作。这是一个

失败的年代，他做什么都不想做

翻几页书，就坐下来，对着狭窄的巷弄

茫然四顾他喜欢的仍是十九世纪的

文学经典，偶尔想到自裁。

超越的形式或许存在，理论

也并不全是空无的钟。

……

关于历史

他近乎盲目，关于责任，冰冷的

巨像一般，空空的纪念堂。

对“超越的事情”，砂丁笔下的人物总在怀疑与相信之间徘徊、犹豫，“好像蛮左的/好像又不是”（砂丁《宴饮》），时而显露出消极颓废的病态，沉湎于肉欲感官的欢愉——觉得这是比超越更重要的事情，然而仍被徒劳的责任感所牵绊，还期待着天使的降临——尽管这位天使在显现之时可能处于一种降格的状态。有评论者注意道，砂丁诗歌中的天使是“出现并隐匿”“存在又不存在”的，这意味着“诗人对于超越性或许是执拗的，却并不是空泛的理想主义者，现实感和限度感时时在调试他对于超越性的感知。”[28]在部分诗作里，砂丁以“失败”作为连结，将北洋至民国时期与当代资本社会两个空间联通了起来，以当代社会的知识感觉激活历史空间的潜在势能，使得两个时代在某种共通的精神上得到共振。因而砂丁笔下历史人物的倦怠之感，隐约也透露出当代社会越来越体制化、区隔化与总体控制下的“当代主体”困境。不过“倦怠主体”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得更消极，也可能是一种应激式的防御反应与迂回的对应策略，如张光昕所说：“倦怠是人随时回到原初状态的一种能力，是一种缓存，因此也势必绽放出一种逆向、撤退、减速和拆解的创造力，身体的劳乏和内心的沮丧似乎是一种诗学上必要的过程，它表达了一种对单一能量、刚性理想和线性增长的质疑……这种倦怠有自我去壳的能力，将双方带回到原初的对话中去……倦怠，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了对‘超越’这一动作的超越。”[29]

可以说，“厌倦”与“超越”正是马雁与砂丁诗歌的共同主题，在部分青年诗人那里也成为一种的普遍精神与心理：

我以断裂延续我的生活。一种/信心：我是失败的……可以依然天真吗，依然热衷于超越/与失败。那些支撑着你的练习/期待从中认出弥赛亚时刻……

——钟芝红《反对正确》

主啊，你知道会有什么：/这些年轻的夜晚/小小的良心缠累我在世界上/沙发榻又瘦又忧郁，神经软弱……我吃我的疲倦……我们每天劳作，从时间里/寻找永恒的面孔，是抽刀断水。

——赵淑婧《罪与罚》

我们的痛苦遍地流转，我们是不怎么/快乐的人……在我老化的食指和中指间，有一个/点燃的天使，没有宗教可以接纳她……有时候，你是上帝的/药和玩物；有时候，我想对你开口说/爱，拉琪若，说我们可共用一副碗筷。

——安吾《惜别拉琪若》

从这些诗句可见，当代青年的情感流露出厌倦、痛苦、焦虑与迷茫等情绪。这种集体性精神图景既源于现代性进程中价值共识的瓦解，又体现为对社会规训的症候式抵抗。然而在那些躁动不安的情绪褶皱中，始终涌动着对超验维度的隐秘渴求。青年诗人李琬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一方面闭塞、隔绝于历史的现场感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又有种因为被压抑而愈加旺盛的对于历史‘真实’的渴求，不再愿意隔着语言和修辞去认知、介入世界，甚至不时希望离开这种生活。”[30]这种意识的背后，一方面与近些年人们越来越感受到原子化的孤独处境有关，部分诗人开始有意识地重新以敞开的姿态面对他人、社会与历史；另一方面源于诗人们开始反省诗歌趋向个人化的封闭、日常生活的琐碎与语言过分精致化带来的弊端。青年诗人康苏埃拉在柔刚诗歌奖答奖现场如此雄心勃勃地谈道：“事实上，通过近些年来并不成熟的创作尝试，我越来越秉信，诗，是我们每一人类个体的共振式呼吸所最终汇合成的那幅蓝图，是一种集共时与历时性为一身的‘人类补全计划’……诗人的书写实践，将远远不止于诗歌写作、研究与批评本身，它需要我们将自己所领受过的诗性、神恩、苦厄与耻痕化为一种坚不可摧的内源性动力，并在它的牵引之下，重新走到‘人’的集体中去——去生活和探索，去燃烧并行动，去战斗而完整。”[31]

时隔三十多年，仿佛海子的声音再次回响起来：“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32]骆一禾与海子的“诗歌共时体”理想如今看来颇有先见之明，在八十年代的诗歌论辩氛围里，他们直接针对的就是“现代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狭隘的审美主义、文人趣味，以及一般线性的文学史观念……在骆一禾看来，现代的个人主义、矫饰的文学风格，以及对线性历史观的迷信，都导致了当代精神生活的封闭和僵化，这构成了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围栏’。”[33]如何冲破历史的“无物之阵”，在不断升级的社会总体控制中，保持个人诗学上的清醒，同时开始反思诗歌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在马雁及其之后的青年诗人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

另外需指出的是，马雁这份超越性方案因带着对信仰的领悟而具有很强的独异性，青年诗人对宗教资源则更多的是一种知识与感受上的借用。不过，正是这种独异性，构成了一个启发青年诗人的精神向度。砂丁曾谈到，类似像他一样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大学接受文学教育的青年，对马雁有着特殊的偏爱：“我们常常会谈论到马雁，甚至隐秘地把她视作一个新的‘诗歌偶像’，内化为我们的一个精神传统，而与我们的文学感性，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观物图式之间，建构一种情感上亲密的通路……作为一个隐形却又确实存在的阅读共同体，它的构造，也同时和对萧开愚的阅读、对吴兴华的阅读一样，在话语层面逐渐将阅读对象‘经典化’的同时，也更认可其为一个带着密码的、反诸自我确认甚至自我认同的、隐秘的精神脉络。”[34]确实，随着近年来人们对马雁的关注和讨论不断增多，马雁诗歌的影响力不断扩散，不少青年诗人都曾表示过对她的喜爱与敬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是诗歌中“主体”精神感受的相似性引起了共鸣，并且部分青年诗人进一步将马雁诗歌中的“责任”意识继承下来[35]。青年批评家李海鹏曾考察过当代诗歌中大量出现的“天使”书写，他发现“天使”地位的变化意味着诗学形态内在诗人主体性的变化，尽管“九十年代诗歌”最终放逐了“天使”，但新世纪以来的当代新诗中间，对“天使”的写作仍持续存在[36]，并且在90后诗人们这里，他们笔下的“天使”更接近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的“历史天使”。李海鹏如此激昂地写道：“满怀信心地关注当下时刻，对待它就像对待自己年轻的生命一样，让它始终充满生长性，以此为自己的责任，并在它的饱满中呼唤历史天使的显现，这样的张力结构，构成了90后诗人们‘历史的大十字’。”[37]

由此可见，马雁的诗歌创作留下了“责任意识”与“超越性追求”这两项珍贵的诗学遗产，在青年诗人群体中形成了广泛的精神传承。通过建构这一独特的诗学维度，她不仅与新生代诗人展开了深层次的精神对话，更以主体重建的伦理向度重塑了当代诗歌的书写范式。这种诗学实践既是对诗人与读者的双重召唤，也是对当代诗歌主体性困境的积极回应：它展现了精神主体如何在“厌倦”中实现自我超越，如何在世俗与信仰的张力场中艰难求索，并最终以责任与爱的双重维度，为当代诗歌开辟出一条兼具现实关怀与形而上追求的创作路径。

[①] 姜涛认为：“如果说对某种诗歌‘本体’的追求，构成了新诗历史内在的要求的话，那么，这种不立原则、不断向世界敞开的可能性立场，同样是一股强劲的动力，推动着它的展开。上述力量交织在一起，相冲突又对话，形成了新诗的内在的基本张力。”见姜涛：《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20年代卷导言》，《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②] 张伟栋认为“历史分裂症”是“九十年代诗歌”的一种困境，它表现为“用事物的一面反对另一面，比如用内在性反对超越性，有限反对无限，特殊反对普遍，个人反对总体，叙事反对抒情，经验反对超验，日常性反对神圣性，异托邦反对共同体等等。具体写作中，则表现为左与右、南方与北方、个体与民族、审美与政治、现代与古典、地方与世界等之间的二元对立。”见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关于当代诗困境与危机的历史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第6期。

[③] 张枣、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

[④]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中国当代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⑤] 张枣：《诗人与母语》，《今天》1992年第1期。

[⑥] 敬文东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反讽语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反讽主义者（或曰反讽主体）。所谓反讽主体，就是那些总是走向自身目标之反面的现代人。在反讽时代，目标的正面（A）与目标的反面（-A）必须同时存在、同时为真，并且彼此互为对方存在的前提。没有-A，就没有A。反之亦然。”见敬文东《絮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2页。

[⑦] 孙文波说：“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是一种对等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产生对抗，它产生的是对话。但是在这种对话中，诗歌对于现实既有呈现它的责任，又有提升它的责任……我们的写作从来不可能是凌驾于现实之上的、对于现实事物反观的写作。相反，对于现实，我们应该将之看做写作的基点。我更侧重于关注诗歌在特殊的社会状况下需要面对的是什么。”见孙文波《我的诗歌观》，《在相对性中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2页。

[⑧] 张枣、颜炼军：《“甜””：与诗人张枣一席谈》，《名作欣赏》2010年第10期。

[⑨] 马雁：《思想自传》，《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30页。

[⑩] 马雁：《塑料桶》，《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11] 马雁：《谈片》，《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96页。

[12] 马雁：《自从我写诗》，《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页。

[13] 张定浩：《爱欲与哀矜》，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第267页。

[14] 马雁：《日记选》，《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15] 马雁：《日记选》，《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16] 姜涛：《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原载《今天》2012年冬季号，后收录入《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6页。

[17] 马雁：《生活的战争学校》，《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18] 马雁：《光明织然 最近的生活》，《马雁散文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84页。

[19] 马雁：《无力的成就》，《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20] [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洪丽娟、孙易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21] 赵汀阳：《第一哲学的支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3页。

[22] [波]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黄灿然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6页。

[23] 李章斌：《“九十年代诗学”的终结：个人化、历史意识以及“伦理的诗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6期。

[24] 耿占春：《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论》，《山花》1998年第5期。

[25] 马雁：《盛事》，《马雁诗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页。

[26] 敬文东：《絮叨诗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6页。

[27] 李国华：《“倦怠的稠密”——读〈超越的事情——砂丁诗选2011—2018〉》，《文艺争鸣》2021年第3期。

[28] 曹梦琰：《僭越者的超越之事——读砂丁的诗》，《超越的事情：砂丁诗选2011-1018》，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版，第150-151页。

[29] 姜涛等：《当代诗的“倦怠”及其他——有关青年诗人写作及感知状况的讨论》，《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

[30] 李琬：《在下落不明的大地之光里》，《新诗评论》2020年总第24期，第128页。

[31] 康苏埃拉：《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https://www.douban.com/note/745947784/，2019年12月19日。

[32] 海子：《海子诗全集》，西川编，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1、1047页。

[33] 姜涛：《在山巅上万物尽收眼底——重读骆一禾的诗论》，《巴枯宁的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9页。

[34] 砂丁：《马雁：“卑微的造物有力量”》，《理想的异乡》，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208-209页。

[35] 参见砂丁：《马雁：“卑微的造物有力量”》，《理想的异乡》，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版。另外，李海鹏也将“责任”意识作为90后诗人可辨识的诗歌品质，参见李海鹏：《确认责任、“晚期风格”与历史意识——“90后”诗歌创作小识》，《诗刊》2018年2月上半月刊。

[36] 李海鹏：《对“天使”的写作：1990年代“纯诗”反思的一个本体论路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37] 李海鹏：《确认责任、“晚期风格”与历史意识——“90后”诗歌创作小识》，《诗刊》2018年2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