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断将“过去”历史化，并赋予它“合理”的时间结构，是“理性”解释当下的重要路径之一。对稍远的过去，我们多用“百年”分段，对较近的过去，似乎习惯以“十年”切点。这样“规划”过的“历史”，确实有一览无余之感。比如诗人韩东2001年在其主编的“年代诗丛”前言中，就对之前几十年的当代诗歌历史有如下描述：“七十年代，为手抄本和‘地下文学’时期。八十年代，为民办刊物和‘诗歌运动’时期。九十年代，为诗歌翻译和‘国际接轨’时期。新世纪，为网络写作和‘自由发表’时期。”[①]这个描述未必周全，却显示出特定视角下的“清晰”。当代诗歌批评话语中，类似关于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诗歌的“简笔画”式描述有很多。但相较而言，在二十一世纪过去了四分之一之际，要为这二十多年的汉语新诗作“十年”式命名，则似乎有“一言难尽”的词穷感和难以“历史化”焦虑感。

从表面看，新世纪以来，此前常见的诗学论争、诗潮起伏等不多见了，起于网络媒体的炒作或褒贬却时有出现；按诗人和作品构成看，则出现新诗史上的少见“盛况”：从四零后到九零后甚至零零后，从民刊和独立出版诗集、线上贴发到正式期刊和出版物，从国内到海外，过去二十多年里诞生了海量的诗作。人多未必势重，但如此立体多面的景观，不免令人眼花和心动。如何判断近期诗歌创作的趋势和成绩？怎样突破和超越上世纪最后三十年形成的诗歌格局和认知谱系？这般“焦虑”、“盲目”和“迷途”，可以说是近来批评界不时重谈“九十年代诗歌”的直接诱因。文明建构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对过去的秩序化，或以神话网罗，或以历史维系。在神话或宗教时代，人类把所见所感所知编织为神话或宗教叙事。在文明演进中，历史书写陆续替代了神话/宗教叙事，无论是“每况愈下”的“堕落史”或“退化史”，鬼打墙式的“循环史”，还是“幻觉化”的“进步史”，其表面目的都是建立某种关于过去的认知秩序，实际却是当下思虑的折射。如英国历史学者J.H.普勒姆说的：“所谓过去，其效能不仅仅是用来提供证成和支撑，也用来提供教化。过去涵养了人们常说的智慧、道德以及梦想和安慰。”“过去仍然为未来效劳，是未来的向导。”[②]从当下回望“九十年代诗歌”，无论是“神话化”的努力，还是“历史化”的反刍，主要目的都是构筑某种“向导”和“新希望”，按批评家张伟栋最近的说法，即对“诗歌作为历史性机器”的实现。[③]

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是“新希望”之一种。它是现代中国形象构成的重要部分，这也是其合法性的社会历史前提。新诗之“新”，既指诗意革新，也是文化“除旧”。基于此，新诗研究向来有两个关键维度：一是历史理性式的阐释，基于历史政治语境，在古今中外文化的交错关系中，建立新诗“合理合法”的历史坐标；二是诗性的辨识和阐发，在百年新诗里发掘和塑造“经典”，申明它们与古典诗和外国诗的“诗意平等”，论证其艺术特质和独有精神。回顾“九十年代诗歌”，宏观上也需如是展开。当然，也牵涉两个微观问题：第一，过去二十多年里，“九十年代诗歌”确立的一些诗歌观念作为标尺或支点持续发挥影响，由此确立地位的诗人一直处于诗坛“中心”，他们创作上的“生长”对“九十年代诗歌”一直产生某种逆时塑形；第二，在新世纪不断变幻的历史语境、写作形态和诗歌文化中,“九十年代诗歌”也不断被重新审视：或提出修正或批评，或探取可资新用的“遗产”。关于这一概念的具体生成和相关情况，已有研究者做过认真梳理和辨析[④]，下面仅作为本文展开前提做简要描绘。

首先，众所周知，“九十年代诗歌”在诗学上的成立，至少有两个外部因由：其一来势突然：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外陆续爆发的一系列转折和事件；其二是历史势能所然：中国社会开启改革开放十数年后，逐步兑现和落实为生活中的经济至上和物质主义，无序的大众文化和泛滥的成功学，诗歌因而开始跟主流话语疏离，相关社会文化功能也随之弱化。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激发了九十年代诗歌在观念和写作姿态上的调整。也基于此，八九十年代之交海子、骆一禾、戈麦、顾城等一批诗人的不幸自杀或猝亡，常被视为历史突变的悲剧性象征和八十年代结束的重要标志：诗歌作为超越社会历史的寓言的梦想破灭了。短时间密集突发的一切，造成了几代人的精神创伤，也“催熟”了新的诗歌意识。

其次，与新诗史上许多概念的形成不同，这个命名是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人和批评家自觉思考和广泛争鸣的结果。简言之，这是当时/当事人的自我命名，以标榜某种迥异于前的写作立场，在这一“共识”之下虽有罅隙，客观上也是其活力所在。[⑤]这个命名最初主要以八十年代诗歌为参照，甚至可以说，它同时也定义了“八十年代诗歌”的形象。围绕“九十年代诗歌”的关键词，诸如“个人写作”、“中年写作”、“叙事性”、“历史意识”、“反讽/戏剧化”、“知识分子/民间”等等，都跟九十年代诗歌界对八十年代的理解和反思直接关联。八十年代此起彼伏的诗歌运动，诗歌的言语和情感模式，诗歌扮演的社会历史角色，到了九十年代都难以为继。这种“断裂”促使诗歌写作发生了整体性的转型，也引发了不同立场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笼统观之，“九十年代诗歌”的命名十分“成功”，从代表诗人诗作的推举，到理论阐释和诗歌史定位等，堪称“全备”。

最后，历史地看，“九十年代诗歌”既有八十年代诗歌的部分延续，也贡献了不同以往的汉语新诗类型和诗学思考。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到新世纪初年，被纳入“九十年代诗歌”的诗人名单不断扩容，一些代表性的系列出版物所涉作者也不断变换或增加，诗学讨论也有较明显的生长性，比如诗人批评家余旸注意到，“历史意识”作为九十年代重要的诗学概念，初期提出时特指诗歌如何面对具体发生历史事件，后来与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日常生活”关联，新世纪后则被嫁接到“底层写作”上。[⑥]这种“生长性”和“开放性”显然是多维度的。简言之，“九十年代诗歌”的基本写作立场和诗学意识，包含了诗人们的某种集体自觉，其构成有渐进也有变通。当然，不能排除反面或例外的写作具有对等价值或意义，由此也可引出“九十年代诗歌”作为诗歌史概念必要修正的部分。关于此，文学史家洪子诚在2002年的一次讨论中就曾指出：作为文学史意义上的“九十年代诗歌”，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⑦]前面说过，“九十年代诗歌”的诞生兼有内外部的原因。今天看来，无论九十年代活跃在国内的诗人群体，还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陆续漂泊或旅居海外的诗人[⑧]，都不同程度地经受了前述历史剧变和由此带来的诗歌观念的调整。九十年代的域外诗人群体里，“九十年代诗歌”常提及的诗人名单里出现过张枣，其它域外诗人则较少提及，多多的重要性在九十年代后期才渐渐被瞩目——张枣和多多在观念和气质上似乎比其他海外诗人更接近“九十年代诗歌”。显然，九十年代域外诗人群体与大陆新诗写作之间，形成了有待重估的张力和互补。如曾长期旅法的诗人宋琳在关于《今天》编辑工作的回忆中所说：“鉴于众多作家的出离，他们在异乡的生活和写作必然使当代文学的观念和气质出现新的变化。”[⑨]1992年北岛在海外主持《今天》复刊，由此形成了松散的诗人作者群体，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前网络时代海内外的阻隔，客观上促进了当代诗歌的域外传播和中外诗歌的互动。“九十年代诗歌”圈定的大陆诗人，有些也曾是《今天》杂志的作者，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比如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中年特征语知识分子身份》和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就曾在《今天》上刊发。正如张枣1992年在《诗人与母语》一文里说的：“我们跟我们的母语到底在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在表面上会像一张签证一样将孤悬海外的诗人和孤注一掷留守在国内的诗人分隔开来，实际上却将大家紧密地搂抱在一起。”[⑩]由此，也应充分注意到，九十年代大陆当代诗人相较之前更多地参与域外诗歌活动或短暂出国，对“西方”和“外国”更切身、全面、多元的认知，对诗人的写作都构成了刺激和改善。只要稍作盘点，一批“九十年代诗歌”选定的代表性作品，比如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肖开愚等九十年代的重要作品都涉及诗人的域外行旅和跨国跨文化体验。此外，世纪之交开始被普遍重视的诗人昌耀，九十年代形成自觉的女性诗歌，九十年代后期更年轻的诗人群体，尤其通过在网络诗歌社群出道的诗人，都应是九十年代诗歌的客观构成，参与建构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基本精神和写作走向。

二

基于以上粗略勾勒，下面尝试继续展开。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氛围与八九十年代诗歌的变化有不同程度的“呼应”。比如，李泽厚注意到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趋势[11]。学者的专业化走向，除来自历史的外部影响，也有内在原因。八十年代观点和流派蜂起，争锋的激荡中也显示出一知半解甚至混乱，某种意义上需要学术上的正本清源。在诗歌界也有可类比的变化，正如诗人钟鸣的感受：“……这代人，或许身处‘运动化’的国家，便特别容易关注激动人心的东西，细节却忽略不记。”[12]再比如诗人清平注意到，八十年代许多优秀诗人“被广义的社会热情和文化激进分散了注意力，因而减弱了专注于诗歌本体的能量。1990年以后，少数有着良好诗歌敏感和远大诗歌抱负的诗人开始自觉地疏离社会和文化的喧嚣，真正专注于诗歌本体的思考和发现。”[13]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诗歌文本和诗学讨论中，“断裂”感随处可见。充满青春力比多的写作不再有效，除清平注意到的诗艺自觉之外，“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正如诗人王家新所设想的，要让“写作与真实的人生发生遭遇而不是陷在某种‘美学的空洞’中”，要把“文学的‘超越性’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可信赖的基础上。”[14]今天看来，在“九十年代诗歌”的话语逻辑里，多以对峙甚至反叛的修辞凸显“九十年代诗歌”对八十年代诗歌“不足”的弥补和纠正。九十年代诗歌对微观经验、日常生活、个体价值和“及物性”的注重，对历史苦难和精神困境的深思，促成了一批风格卓异的诗歌作品；但客观检视，八十年代诗歌蕴含的青春、单纯甚至混乱的力量，与意识形态解禁后湍急的历史洪流呼应的理想和激情，给诗歌带来的速度、节奏、能量和想象力框架，同样具有不可重复的魅力。诗歌是呈现情感和心智的特殊语言技艺，但单纯甚至“盲目”的生命激情和社会动力，可以将语言引爆和挥洒到某种极限，它们也是独特的诗歌发生学起源。在文学史上，种种天真、痴心、执迷甚至是疯狂、盲目，反复催生了无数优秀的诗行。

如果说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观是基于经验和事件，那么八十年代诗人的历史观，就是基于神话式玄想和形而上哲思。1993年2月23日，顾城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接受采访，采访者问他什么时候感到失落，他说比较强烈的一次是在重庆看见了大片大片的红卫兵墓地：“我看见了历史，就是一次次人类精神光辉地闪耀，然后又趋于黯淡，这样循环往复的历史。革命在不断地变成政治，爱情变成婚姻，我知道这都是人类延续必须的，但是它却又是跟人生命本身的愿望严厉冲突的。”[15]顾城这段回答，让人想起骆一禾《舞族》、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一类诗。骆一禾礼赞的“舞族”，海子自诩的“持火者”，差不多也属于顾城说的“人类精神光辉”的承载者——在顾城那里同样也是“伐木者”及其理想的“童话木屋”。他们“走自己的路，然后在那里焚毁，大火连篇”，[16]形成了骆一禾说的“诗歌共时体”：

……我愿在此提出以“世世代代合唱的伟大诗歌共时体”来取代诗史和诗学旷观上的旧有思路。……它（新诗）与所有前在诗歌构成了超越还是被笼罩的关系，它不仅是在现代诗歌谱系里受到考验的，而且也是在世世代代的诗歌中凤凰再生。[17]

海子的行为本身，就充满“非历史化”的梦想和冲动，按他自己的话说，即来自“某种巨大元素”的召唤。[18]据西川回忆，海子自杀时随身携带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这四本书的内容，就是“非历史化”的言说典范。新旧约不必说，后三本涉及离群索居或探险冒险主题，都关乎生命的超验、激情与行动。西川说“海子的创作道路是从《新约》到《旧约》。《新约》是思想而《旧约》是行动，《新约》是脑袋而《旧约》是无头英雄……”[19]作家苇岸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与海子交流过程中听到的想法：“他看到歌德之后，在人类诗歌史上创造伟大诗歌的两次失败。他为自己立了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为和一首伟大的诗篇。”[20]歌德以浮士德形象创造了一个欧洲近代启蒙寓言，海子和骆一禾的史诗构想虽取法和理念有别，但有类似点：视诗歌为高于时代和历史的人类寓言，在诗歌中极力打造神话品质，排斥对日常经验的直接呈现。海子、骆一禾代表的八十年代诗歌，包括那些形形色色的宣言和运动，不同程度上都是神话性诗歌的践行者或效仿者。虽然“九十年代诗歌”主动放弃了对神话品质的追求，但这种迷人的品质，在一些优秀诗歌里依然有延续。反之，八十年代处于“边缘”或“酝酿”中的诗歌潜流，也被追认为“九十年代诗歌”的源头，“九十年代诗歌”的中坚成员，基本都是八十年代氛围里开始写作。如此这般命名的权宜性导致的“纠结”，还可列举更多。

三

“九十年代诗歌”这个说法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逐步流行，到二十一世纪初，差不多成了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新诗诞生以来，没有哪个阶段像九十年代那样，有如此密集的诗学自觉。九十年代的诗歌不但受到读者和市场的冷落，也受到学院和职业文学批评的普遍漠视。在这个境遇下，许多诗人承担了批评的角色。后来成为“九十年代诗歌”标识的关键词，许多都是诗人型批评家提出的。时过境迁，这些关键词容易被简化和误解，重释它们，依然是理解“九十年代诗歌”的关键。

“个人写作”这个说法如今已没有任何理论冲击力了。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的九十年代，许多人纷纷放弃写作，“个人写作”强调写作主体勘测微观经验和抵制宏大历史必要的姿态，也包含着诗歌对集体话语、商业化潮流、物质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警醒甚至对抗，这在当时有非常严肃的精神内涵。“个体”的角色和构成随后不断发生变化，到今天，除了世俗社会种种“巨兽”的吞噬，个体还置身于精细而隐身的技术罗网，随时可能被过量信息稀释和淹没。不远的将来，个体还会陷入被AI取代的危机，“个人写作”的合法性，当然需要新的定义。

“叙事性”也一样，如果不放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大陆的历史语境里，它在诗学上的深意就难以理解。一方面，这是相较于八十年代诗歌主流的写作策略，在八十年代或此前的主流诗歌里，很少看见日常意义上的生活经验或微观历史。无论在八十年代的抒情诗里，还是一度流行的长诗或史诗里，大多是高度面具化的抒情面孔或写者形象。这类诗歌缺少直接转化社会历史内容的自觉，而努力追求精神化的语言幻象。其中产生了不少好的诗作，但许多作品难免空幻无端甚至陷入语言乱局，在九十年代语境下检视尤其如此。对“叙事性”的强调，初始目的是调整诗与现实经验、日常生活的关系，为被长期政治化、革命化或集体化的“生活”袪魅，进而增加写作的容纳能力；另一相关概念“戏剧化”可以说是叙事性的某种深化。诗人西川的说法应能代表某种共识：“既然诗歌必须向世界敞开，那么经验、矛盾、悖论、噩梦，必须找到一种能够承当反讽的表现形式，歌唱的诗歌便必须向叙事的诗歌过渡。”他担心“叙事”被误解，接着说道：“与其说我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中转向了叙事，不如说我转向了综合创造。”[21]最为典型表现，众多诗人热衷新的长诗写作，发展出不同于八十年代文化史诗的长诗类型；当然也写出了许多至今读来依然优秀的短诗作品。如果抛开历史语境，那么修辞意义上的“叙事”，只是诗歌表现手段之一，从文体特质而言，诗歌很可能与生俱来就是反叙事的，那些以“叙事”见长的优秀诗作中，肯定也有许多制衡“叙事”的隐秘设计。不用说，在九十年代的诗歌里，有不少因引入叙事性而取胜的作品，也产生了无数耽溺于“叙事”的失败之作，批评家王东东最近的文章里就曾尖锐地指出，九十年代许多诗人的叙事性追求中，有明显的“教条主义”的特征。[22]

关于世纪之交诗人之间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立场的争论，由于多意气之辞而难免被简化为“江湖”之争。现在看来，无论是“知识分子立场”还是“民间立场”，本质上都是九十年代诗人经历社会历史剧变而产生焦灼的体现：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物质化的时代，诗人何为？撇下表面分歧和琐碎争执，双方总的意图还是凝聚一种有开放性而不沉沦流俗，有批判力而不僵化的诗歌精神。“民间”这一概念应是巴赫金式的，以其活力、狂欢和反讽力量，对种种意识形态禁锢形成有效的抵消；换言之，真正的“民间”精神，不可能固化为另一种简陋封闭的意识形态倒影。同样，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应对社会历史具有辨识能力和批判良知，而非伪道学、假崇高或权力话语的面具。写作中的优质口语化取向和有效的“引经据典”一样，都可容纳和消化驳杂经验，自带历史意识和批判精神。当然，观念辨析与写作实践不是一回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呈现和言语方式，诗歌写作充满无意识、反观念和非历史化的因素，所以诗人关于诗的谈论，未必呼应其写作。在“九十年代诗歌”论争的参与者身上，也可见出这一特点。

“中年写作”不是一个单纯的年龄界限。提出或认同这个说法的诗人，在当时大多也只有三十多岁。对八零后或更年轻的写作群体而言，在这个年纪大谈“中年写作”无疑是一种矫情。由此亦可见，生命感也有明显的代际差异，不同时期的诗人未必都能共情。历史地看，这是历经八九十年代的国内外社会政治突变后的瞬间集体“成熟”感。现代英语诗人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著名说法，在九十年代的诗歌和诗学表达中，颇能获得共鸣；庞德式的长诗观念启发了诗人们对诗歌复杂性的理解；杜甫成为诗人们喜欢的古典写作模范；西川说的那种“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的震悚和惊惧，成为诗人们的共同感受。区别于八十年代偏于青春气质的、理想主义的诗歌氛围，与“中年”契合的“减速”、“细察”、“悖论”、“反讽”、“经验”、“智性”、“戏剧化”、“日常生活”等等，开始成为普遍的诗歌追求。与之关联的是前面提到过的“历史意识”，这也是“九十年代诗歌”自我构建过程中诞生的诗学观念。如何把“重大”或“日常”的历史材料消化成为诗歌的肉身和力量，即所谓“历史个人化”，成为一个能容纳不同理解和路径的笼统诗学方案。个体化的“历史”是宏大历史叙事和与之呼应的宏大抒情解体后的选择，“中年写作”理想中的“历史意识”应兼具思想凝结、经验收纳和语言爆破。但“个体”写作中的历史，要获得亚里士多德《诗学》里说的那种普遍意义，每个诗人的做法和成效都有高下；不同气质、不同年龄和不同境遇的诗人擅长处理的“历史”内容和方式也有区别；另外，“个体”所见的历史，难免有种种“集体无意识”的支配，写作多大程度上能摆脱这种“支配”，也需仔细甄别。正如批评家李章斌指出的，在不少诗人那里，“世界”恐怕是太轻易地被放到了语言的‘秋千架’上了。”[23]

四

以“历史”描绘的惯性，来定义某个时期诗歌，常常强调其特性和卓异，因此也会忽略其中的“非历史”倾向或写作“自由意志”。在当代新诗研究中，代表某种“知识秩序”的史的思维过于“发达”，因此容易形成各种方便识别的“分段”、“命名”或“总结”。上述对九十年代的整体性描绘亦然，无论缕析如何周全，归纳如何稳妥，都难免遗漏偏差，甚至会削足适履。就个人所见，至少有以下两方面常常充满“非历史”的特征：一是诗人之间的隐秘关联；一是同一诗人不同时期写作之间的连贯性。

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诗人之间的隐秘关联，大概是在2008年秋天。当时，我的老师敬文东先生命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接待诗人食指先生。作为晚生后辈，要见当代文学史里大名鼎鼎的诗人，自然兴奋而惶恐。当时中央民族大学校内有家朝鲜族风味的餐厅，我跟食指先生约好在那儿见面。席间谈论皆已淡忘，一个细节却记忆深刻。我恳请食指先生讲讲他最喜欢谁的诗，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贺敬之。随即就声情并茂地背诵起《桂林山水之歌》开头部分，并给我讲解其迷人的音乐感。此后，每当论及不同“年代”诗歌之“不同”时，我常想起这个情景。虽然朦胧诗与革命叙事和政治抒情之间的断裂和暗合，今天差不多已成为诗歌史的共识，但相继或相隔的年代之间，作家个体和具体文本之间的隐幽而感性关联，显然不是“诗歌史”或常规诗学“总结”可完全涵盖的。除了清晰可见的因果链和必然性，历史的混沌和晦暗，人性的隐秘和无常，都对文本的传递和生成有潜在影响。

同样，关于朦胧诗的影响，作家阿城关于芒克诗歌的记忆，十分形象地再现了朦胧诗是如何在无数读者和潜在写作者中“失去”自己的：“芒克的诗句，我不大能背了。原因是之后能读到的诗越来越多，模仿芒克诗感的诗也越来越多，多到……多到你的记忆被混淆。”[24]仔细阅读当代诗歌，芒克式的影响应该不在少数。在讨论北大当代诗歌传统时，研究者较少论及海子等诗人与中国六七十年代特殊话语形态的微观联系，专注于当代诗歌的荷兰汉学家柯雷，就有两个颇富启发的文本感触：诗人海子的名作《祖国（或以梦为马）》中“我投入此火”的句子，令人想起郭小川1955年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海子1987年的诗《秋日想起春天的痛苦也想起雷锋》，让人想起贺敬之1963年写的《雷锋之歌》。[25]又比如，海子的密友，诗人骆一禾对前辈诗人昌耀的极力推崇：“昌耀是一位大诗人。”[26]这与食指与前辈诗人的关系形成了有趣对照。

海子从九十年代开始获得了很高的大众名声，他的诗歌的传播和阐释是否也可以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现场的一部分？究其社会原因，或与小说家路遥作品的畅销有相似处。九十年代中国经济迅速地发展，几十年来中国乡村社会一直急剧变化着。海子的诗、路遥的小说，可以说都是被作为某种乡村挽歌而引起大众共鸣。可以形成参照的是，费孝通写于四十年代的英式随笔体社会学名著《乡土中国》，差不多也是在九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成为学术畅销书。相比大众读者，九十年代的诗人同行对海子的成就有不同的态度。许多人对海子来自大众的追捧并不认可。有意思的是，与许多八十年代从四川出道的诗人不同，诗人张枣就与海子颇有共鸣。这生动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书信和讲稿中。海子死后不久，张枣写过一首十分恳切动人的《给另一个海子的信》，其中最后几行如下：“虽然子夜下着星辰/虽然列车无奈地奔向下一刻的剧痛//但你必须活着，可怜的孩子/活着就等于呐喊：/永恒的中国！”[27]拿张枣这首诗对照海子之死的一些细节，不但可见出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诗歌观念的嬗变，也能感到诗人之间独特的灵魂共振。比如在《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这篇写于九十年代后期的诗学文章里，张枣推崇海子的短诗《秋》，并这样评价他：“终究会有越来越多的谦卑者认识到，他用天才而先驱的写者姿态对我们时代生活与艺术脱节的危机所贡献的思虑，他写作即兴的尽善尽美，他的‘王’必然永远给生存带来重大启示。”[28]上述细节种种，都提醒我们，在常见的分段式或代际、流派化“总体描述”之外，诗歌共同体内外还有许多委曲缠绕的“线团”需要解开。

另一个值得细察的问题是，从八十到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不少诗人的写作形态，内在的延续常常多于外部环境带来的“断裂”。诗人的诗意分泌机制，很可能与生俱来。在年龄和阅历增长过程中，写作上一样有生长、变形、修改或中断、萎缩等等各种充满偶然的情况。不同诗人的诗意触须涉及经验、事件和文本都千差万别。近几年来，多多、韩东、臧棣、陈东东、吕德安、宋琳等众多诗人都出版了四十年诗选，这个名单可以加入更多诗人。自新诗诞生以来，首次有如此规模的诗人群体连续写作达四十年以上，他们经历了差别巨大又有复杂持续性的新旧世纪交替。这几十年的跨度，不仅有国内外社会历史政治和物质处境层面，还有人类历史上继印刷术诞生之后最大的媒介革命，以及前所未有的人工智能革命。它们的确给人类心灵、语言和社会带来了巨大而复杂的震荡与调适、碎裂与弥合。但充分考虑“文变染乎时序”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不变”部分。从诗人个体的写作看，秉性意义上的“深层结构”的稳定，与“外装修”的变化更新，两者形成的张力，跟前述“九十年代诗歌”的总体特征之间，未必能全然吻合。一些诗人看起来“历史化”的处理，很可能是应景或策略性的，背后却是不变的语法或主题。反之，在一些坚韧的“不变”之中，却有可能更无形地浸染或浓缩了“历史感”。由此来理解“九十年代诗歌”大于“九十年代”的部分，来理解“九十年代诗歌”构成的“不规则”，或可对“历史化”的批评设置构成有效补充。

五

通过以上若干向度的论析，在目前诗歌处境下，返观“九十年代诗歌”至少可以有下列几方面启示。

从主题上看，广义化的“九十年代诗歌”，为汉语新诗增加了可归入“流亡”主题的诗歌和世俗时代或“后革命”时代的诗歌。之前的汉语新诗构成里，只有留学生诗歌或“离散”式的诗歌。虽然九十年代域外诗人的一些写作里，“流亡”也被策略化，但这并不影响有一批优秀作品的诞生。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开始全面世俗化，之前的汉语新诗多系于启蒙、革命、政治等主题，此诗歌时开始直面世俗社会及相关经验形态和精神内容，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由是观之，这应是汉语新诗新一阶段的开始。

从形式和方法上，上述两个主题板块的写作，都注重语言本体、诗歌技艺的密度和强度。诗人张枣提出的“元诗”可视为代表性说法。其中有外部历史因素的刺激，也有对语言本体的幻想。换言之，“九十年代诗歌”形成的语言观念，整体上有超越语言自足性的活力，能从不同层面将个体与历史的关系转化为写作问题。对个体言说与历史总体性关系的诗学辩驳，也因此成为一种“未完成”的讨论，堪称“九十年代诗歌”值得重视的诗学“原点”。如今回顾，九十年代关于这组关系的诗学讨论，除当代诗歌演进中的内驱性思考之外，有对西方语言哲学、海德格尔“存在”之思、英美“新批评”观念和苏俄“流亡”诗学的汲取和变通，也有九十年代被普遍接受的新历史主义的启发。到了新世纪写作和批评中，这个诗学话题不断接纳新内容，被注入新的活力。在当下社会文化、技术政治语境下，从批评上如何重置这一诗学框架，对当代诗歌展开新的辨识和论证；从写作上如何反思“九十年代诗歌”的不足，构成对历史的有效的干涉、介入和超越，两方都有可拓展的空间。

从诗歌质料层面，首先，以九十年代诗歌为中心的诗学氛围和创作业绩，形成的古典诗歌传统激活方式，对外国诗歌资源汲取和化用，都极大地丰富了新诗的可能。当然，对西方诗歌或中国古典诗歌因子的汲取，热闹兴奋有余，却没有足够的宽广度，杰出的“互文”和“碰撞”尚不够丰富，简陋的挪移或时髦化的取舍也不少[29]；具体视之，对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的汲取化用，基本还是以现代主义视野为限，多元性和穿梭力不够。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外国诗歌的影响，仍需深入勘察和评估。比如，仅就现象层面而言，像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帕斯（Octavio Paz）、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希尼（Seamus Heaney）等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陆续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诗人在中国诗人中间的即时性影响（包括文本和观念层面），以及由此激起的“国际化”愿景和努力，都是重新理解与反思九十年代新诗写作另面的新角度。其次，一些诗人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口语化”追求，参与了对朦胧诗美学范式的革新，部分作品有迷人的反讽效果和反崇高的力量，但有语言尖锐和精神芒刺者少，一时口快的策略化和游戏化写作居多；新世纪以来，一些沿此路向的“口语”诗人和作品甚至沦为被戏仿和嘲讽的对象。如何在混杂粗糙的“口语”中有效提炼和择取生活经验心灵轨迹和历史记录，一直是诗歌的功能和追求；网络时代来临后，“口语”更加芜杂莫辨，更迅速地迭代刷新，如何在永久流动的“口语”汪洋中，在日日新时时变的信息巨流里，萃取点化言语，为其注入诗的生机，铸成杰出的语言发明和诗意驻留，而非沦为方生方死的信息流，对今天诗人有了更多可能，也面临更多困难。

总之，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诗的主题倾向、观念方法、质料特征等方面的问题，是当下诗歌和诗学破茧更新的需要。这种再思考其实一直从多方面持续：不止于常见的诗歌史或诗歌批评的角度，也不仅是更年轻的诗人群体深度思考如何摆脱“九十年代诗歌”气场的笼罩，像臧棣、陈东东、西渡等具有“九十年代诗歌”标识的诗人，新世纪以来先后对海子、骆一禾、昌耀、戈麦等诗人进行的重估重释，就显示出自觉的“修正”和“拓展”，相比在九十年代具有代际化特征的“自我命名”，他们近期更加注重当代诗歌的整体性思考，重申感受力/想象力、诗歌的文化抱负/文明功能等，西渡的如下观察比较有代表性,他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诗歌令人遗憾地放弃了某种的宏大抱负:

诗歌视野从天空、远方和世界性的诗歌共时体返回诗人的一得之隅，诗歌题材从神话家园向日常经验退缩，诗歌的结构原型从史诗的巨大造型转向对破碎的放任和玩味。这是一个从天空、大海返回地面，从飞行降落为步行以致爬行的过程，诗歌于其间不能说全无所得，损失却无疑是巨大的。[30]

这类思考，对如何克服当下诗歌写作的琐碎化，重建某种有效的“总体性”，重置诗歌自身的创生动力、精神指向、文明角色和历史功能，都十分有启发。这就回到本文出发点，不同层面的诗学反思，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历史双重的、相互的功能——提高我们根据现在理解过去的能力，也提高我们根据过去理解现在的能力。”[31]至于诗人个体的写作如何开辟新境界——无论已有三四十年写作经历的要实现“晚期”蝶变，还是更年轻的诗人想脱颖而出，都得在“理解”与“反思”过往的基础上，秉持耐心、孤高、独立和勇气，当然也需要偶然、神秘和智慧如命运一般不期而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①] 韩东主编“年代诗丛”，包含诗集共二十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到2003年出版。

[②] [英]J.H.普勒姆（J.H.Plumb）：《过去之死》，林国荣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第74页。

[③] 张伟栋：《什么是未来诗学？——关于当代诗困境与危机的历史反思》，《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06期。

[④] 胡续冬、冷霜、张桃洲、余旸等诗人或批评家的相关论文里，对此有较为细致完备的梳理和辨析。其他相关研究集中参见张涛编:《九十年代诗歌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⑤] 在《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孙文波、王家新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最新先锋诗论选》（陈超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新世纪初出版的诗歌批评文选中，这一概念使用十分频繁；此前两个诗集系列丛书，与上述理论批评形成呼应：第一是“坚守现在诗系”，改革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包括欧阳江河《透过词语的玻璃:欧阳江河诗选》、陈东东《海神的一夜：陈东东诗选》、西川《隐秘的汇合》、肖开愚《动物园的恶狂喜：肖开愚诗选》、翟永明《黑夜的素歌》、孙文波《地图上的旅行》等六种。第二是“九十年代中国诗歌”系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包括张曙光《小丑的花格外衣》、孙文波《给小蓓的骊歌》、张枣《春秋来信》、黄灿然《世界的隐喻》、臧棣《燕园纪事》、西渡《雪景中的柏拉图》等六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集所收入的作品，创作时间上并不限定于九十年代。这两个系列与前述韩东新世纪初主编的诗丛，构成了可作参照的序列。另外程光炜编的《岁月的遗照》，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也常被视为“九十年代诗歌”的代表性诗选。

[⑥] 余旸：《“九十年代诗歌”的内在分歧——以功能建构为视角》，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⑦] 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⑧] 这个名单至少包括北岛、杨炼、张枣、多多、宋琳、胡冬、吕德安、严力、李笠等。

[⑨] 宋琳：《对移动冰川的不断接近》，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6页。

[⑩] 颜炼军编：《张枣诗文集·诗论卷2》，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页。

[11] 马国川：《我与八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7页。

[12] 钟鸣：《中国杂技：硬凳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8页。

[13] 清平：《远望此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5页。

[14] 王家新：《王家新访谈录：回答普美子》，见西渡、郭骅编：《先锋诗歌档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15] 顾城：《顾城文选》卷一，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

[16] 骆一禾：《为了但丁》，见《骆一禾的诗》，西渡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38页。

[17] 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68-469页。

[18] 海子：《诗学，一份提纲》，谢冕主编：《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7页。

[19] 金肽频主编：《海子纪念文集·散文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20] 金肽频主编：《海子纪念文集·散文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

[21] 西川：《90年代与我》，见《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22] 王东东：《叙事的限度与升华：重思当代诗歌》，《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06期。

[23] 李章斌：《“九十年代诗学”的终结：个人化、历史意识以及“伦理的诗学”》，《扬子江文学评论》2023年06期。

[24] 阿城：《这就是芒克》，参见芒克《瞧！这些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25] 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从1980年代到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26] 陈东东编：《春之祭：骆一禾诗文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17页。

[27] 颜炼军编：《张枣诗文集·诗歌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页。

[28] 颜炼军编：《张枣诗文集·诗论卷2》，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82页。

[29] 拙文《尤利西斯形象：反顾当代诗的一个微观角度》最末部分对此曾有微观举证。见《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5期。

[30] 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 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31]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