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观”是我讨论当代诗歌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特指某些超逾常态，值得注意的大大小小的诗歌现象，景深是当代中国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生态，暗中的参照系则是自以为的“世界诗歌”。从这样的视角看过去，本刊春季号的“当代海外华语诗人特刊”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观，其中单列的《根子咏叹调16首》是其重心（补注：该16首均出自长诗《字幕：夏季露天日场》第二部分“咏叹调”；其第一部分“宣叙调”曾作为“主编特别推荐”，载于本刊2017年冬季号“长诗与组诗特辑”）；而作为其间编委会对组织架构和工作流程进行了优化调整后的体现，本期诗作区块“大方”名下的编辑方法，某种程度上似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欣赏并鼓励相关区块的主持人进行类似的探索，前提是观念有所发明，学理上则不求如何严瑾，但需做到起码的自洽。恰在网上见到重庆王林兄就传统“诗教”的当代可能性问题和倡言者于坚兄的商榷文章，想到曾有旧文同时讨论过“现象级奇观”和“当代诗教”的意谓及其二者关系，一时兴起，就检出略作删削，连同原标题，充作本期卷首语，并期以朋友们的指正。

都知道中国有“诗教”传统；但既冠以“当代”，就肯定不会再去炒传统“诗教”的冷饭。这当然没有割断二者之间的关联——如果你愿意，不妨称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换句话说，内含了前者的社会/文化基因；我则更愿意将后者视为相对于前者的重新发明，在这种发明中，传统“诗教”更多只是作为某种特定的集体无意识发挥影响，真正被突显的，是文明转型、跃迁过程所激发的一系列矛盾冲突对当代人文艺术生态造成的冲击，是个体生命在应对加速度演化的历史语境和世界图像时观念、情感的反应和裂变，是语言在无数心灵坩锅中搅拌、熔炼、结晶所折射的精神运程和发展趋势。就此而言，也可以认为重新发明即二度命名，其指归当不止于厘清相关的历史因缘，更重要的，是试图从这一角度阐释、定义当代诗歌的一系列“现象级奇观”。

所谓“现象级奇观”的说法，最早乃有闻于以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社团及刊物为志业的荷兰汉学家贺麦晓（Michael Hox）。十五年前的某日，时任伦敦大学SOAS学院东亚系主任的他一反其行事严谨的一贯作风，于北京时间凌晨近两点打电话给我（当然他知道我是个“夜猫子”），只为表达他在这方面的一时震撼和困顿。“我刚刚从你们的网上下来”，他宏亮的声音和窗外的夜色很不协调：“真的是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群体！那么多的作品！怎么可能？至少在我们这边完全不可能。”他热切地希望我能帮他破解此一“现象级奇观之谜”，却又对我措手不及而又心存疑虑之下所有的临时解索，尤其是中国诗歌人口基数巨大的说法不甚以为然。这场不为人知的对话持续了足有二十分钟，最终结束于他的哈哈一笑，说：“看来，如今世界诗歌的希望只能是在中国了。”

挂断电话后我很是愣怔了一会儿，拿不准他这句话究竟算是幽默还是揶揄，当然也包括因让朋友失望而生出的怅然和歉意。不过没关系，势比人强，类似的情境很快就又把我带回了类似的问题。那几年以“打工诗”为标识的“底层写作”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其影响涵盖报刊、出版和评奖，以至在国外也激起了相当的反响，事实上成了新世纪以来最打眼，在我看来也最有价值的当代诗歌现象之一。2013年，由北京文艺网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诗歌奖，其“处女诗集奖”就颁给了一位“打工诗人”。诸多驻京国外媒体报道了此一消息；获奖者多次受访不说，还应邀参加了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更有意思的是《纽约时报》记者的反馈，据他转述，曾有读者跟贴其报道的国内电子版，对中国工人在艰困境遇中仍不忘写诗大加赞叹；赞叹犹不足，又继以尖锐的发问：当代美国有工人写诗吗？美国工人在干什么？

这位美国读者的自省精神令人感佩，但还远远不够；他还可以继续追问：当代美国有企业家写诗吗？有农民写诗吗？有官员写诗吗？……

当然不能说没有。比如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又名“花生卡特”（因作为农场主擅种花生得名），就是个不错的诗人，一身可充填两项空白；而身为一家大保险公司副总裁的华莱士﹒史蒂文斯，更是因其诗艺精湛绝伦，被公认为是“诗人中的诗人”。不过，只需稍稍扩大一点视野就可以发现，诸如此类终究只是些罕见的特例，至少不足以构成某种有待探究的“现象级”社会文化景观。毫不夸张地说，不只是美国，即便走遍全球，恐怕也很难再看到像当代中国这样，无论在哪一领域，也无论是哪一社会阶层，都分布着众多诗人，而诗作不择地而出的奇观。问题在于，如此的“现象级奇观”何以会产生，且仅仅产生于当代中国？如果这种比较中的独一无二性确实是可指证的，它又意味着什么？

贺麦晓似乎又一次隐形在场，但问题的强度显然已大为不同：不但因为此时这一概念所更多关涉的，已不再是网络诗歌于浮光掠影下发散出的某种总体氛围，而是其纵深处坚实的主体气象（所谓“底层写作”“打工诗”云云，不过是其触目的时代标识，其它如“女性诗歌”、长诗等领域，也都存在类似的奇观，且都当得起“现象级”），还因为它所对应的，也不再是来自外部的一时发现所导致的心绪激荡，而是特定条件下历时数十载的持续生成和长期繁盛。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发问者是某一个体，不如说是这“现象级奇观”本身，是致其现实生成、繁盛的心灵/文化土壤和历史/时代天空。

在试图对此作出应答时考虑到传统诗教的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被称为“诗性文化”，“诗教”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以汉代置《诗》于“五经”之首并据此重释“六艺”，又专设“乐府”机构，广采民间诗歌为标志，以隋唐创立科举制度，以诗取仕为峰值）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鉴于曾经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为“局内人”，对此一文化遗产可能被有意无意地滥用，因而持以必要的警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当初回应贺麦晓深夜来电所提问题时我之所以心存疑虑，并将其投射于他收线时的那句话，以致拿不准他那样说究竟算是幽默还是揶揄，就是出于这种心态。当然，最终我还是认定那算是某种有保留的褒赞。有保留，是因为他的困顿并未消除；褒赞，是因为令他困顿的那种自发而自觉的诗歌奇观，在任何意义上都值得首肯。这里的“自发而自觉”必须重读，以示此一奇观断然有别于诸如“大跃进民歌”或“小靳庄农民诗歌”之类受操纵的全民诗歌运动（后者也不妨称为“奇观”，却只能是诗饱受愚弄和羞辱的奇观，集体创伤记忆的奇观）；更重要的是，置身资本和权贵上下其手，翻云覆雨的当下历史语境，面对如此操弄下日益迷宫化、魔幻化，越来越多充斥着荒诞、偶然、无常和溃败的现实，还有什么比“自发而自觉”更能突显诗与个体存在之间那种致命而又神秘的关联？

而最能体现这种关联的，在我看来当数以“打工诗”为代表的“底层写作”。事实上，正是在大量阅读了相关作品，尤其是秦晓宇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之后，我开始认真考虑“当代诗教”的问题。这些作品汇聚了无数偃伏、辗转于命运底层（那是他们共同的身份）的人们的心声。那些从生命和灵魂深处发出的混合着孤苦、悲愁、不甘、愤懑、讥刺、反讽的陈情和呼告，连同他们的思考和向往，不仅一再深化着我对民生多艰的共情，而且令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即便就人们历来看重的社会功能而言，今天的诗在滚滚红尘中也早已溢出了昔日的边界：它不只是一条无可替代的人类认知（包括自我认知）道途，或一架作用于无形的情感/价值调节器，许多情况下（包括在作者无意识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信仰的角色：那么多人，在无助之余将其作为唯一的精神寄托和信任载体，还不足以体现某种信仰的力量吗？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更能激励一个人在命运的铁床上进行一场孤立无援且旷日持久、始于虚无又抵抗虚无的秘密抗争。不错，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都不过是想象的虚拟；然而，仅仅是虚拟的想象吗？进一步说，信仰信仰，信而仰之，其本身不也是某种至高的虚拟想象吗？

由此也不难辨析出我心目中的“当代诗教”和传统诗教的重大区别。看不到这种区别，就和看不到其共同的源头一样可悲；综而观之，则可极大地增强二者共用的“诗教”一语本身兼具的人文和“准宗教”气息。传统诗教基于诗（文心）“与天地并生”，故必是人类文明发展之不可或缺的维度的根本认知，之所以两千年来备受推崇，或与传统中国文化更偏重世俗社会治理，完备意义上的宗教却发育不良有关，是某种代偿。其要首在“教育”，负载着面向贵族和士族，培养社会精英的顶层设计使命；次在“教化”，体现着惠及更广大的民众，以塑造人心、淳风化俗的意图。尽管如此“诗教”的制度层面早已式微，其超越性的源头精髓及其历史积淀，却为当代诗歌所承续，并被转化为精神重建的重要担纲之一。和传统诗教立足统治者的需求相反，“当代诗教”更多据持的是基于艺术民主化进程的个体主体性和生命/语言立场，其意阈涵盖写作和阅读，要旨则在于使单向的施教转变成互动中的自我施教。经由诗歌语言所绘制的生存和世界地图，越来越多的人日益意识到，诗不仅是个体生命寻求从沉默中发声最真实的途径，而且是自我启蒙、自我教育更便捷也更有效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一自“朦胧诗”以来持续发育和扩展的变化，或许是造成当代诗歌奇观最主要的成因，而这一奇观又反过来深化了我们对诗的认知：那么多的人，在那么艰困窘迫的生存境遇中仍然没有失去对心灵和语言的关切，对良知、正义和美的信赖，没有失去敏锐地体察个体命运并实行精神自治、自助的能力，在语言中为爱、悲伤、愤怒和无言造型的能力，不是更能让我们看清诗的根系所在，功能所在，价值所在和未来所在吗？

回头再想，贺麦晓那句“希望……在中国”，似乎就不止是某种有保留的褒赞，更多出一重有根有据的祝福意味了。我记得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也曾说过同样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