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风格”的向往，曾是当代诗及批评的一个潜在动力。这不仅表现在特定外来语汇、观念、情感模式或夹生或熟稔的使用上，也表现为在普遍、共同人类情境中探讨问题的愿望。用一个朋友的玩笑话来说，就是在考虑自身问题之前，先绕道去想想东欧诗人关心的问题。作为一种反拨，对于“本地”的有意强调，从百年新诗的逻辑来看，也是一种常见的批评话语。1920年代初，闻一多推崇郭沫若《女神》具有“时代精神”以及“cosmopolitanism”一类全球化色彩的同时，就批评他严重缺乏“地方色彩”。这一批评立足于对“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文化的执着，也潜在指向了某种“不在地”的抽象品质，“地方色彩”的缺乏意味着诗人的写作可能会脱离“今时”、“此地”，外在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脉络。接续这一传统，当代诗中有关“地方性”的言说也由来已久，作为一种自我表彰的立场，甚至可以带来某种道德及美学上的优越感。但有一点却需要注意，那就是无论“江南”，抑或“边地”，即便生于斯、长于斯，往往也包含了诗人及批评家一厢情愿的符号化想象。如果执着于这些符号，“本地”反而会成为新的抽象，封闭感受与写作的活力，读者的阅读体验也随之会固化，变得软绵绵或硬邦邦，缺失了曲折入微的内在滋养和强劲的针对性。

《当代诗的“本地”与“心事”》这个小辑中的两篇文章，讨论的是范雪、古冈这两位近年来“令人瞩目的‘新诗人’”。一篇以诗人求学、漫游、求职的经历为线索，紧扣个人的情感、家庭、人际和社会观察的脉络，探讨在各种矛盾丛簇的生活漩涡中，“即便是块茎般的思想”如何转化为一种饱满、自然的情感饱满活力；另一篇关注的是诗人的私人书写，如何将“上海”从种种摩登想象中搭救出来的可能。在为这座城市“驱巫”的同时，古冈又以一个“职员”的眼光，赋予了其“地方志”式的幽深和坚硬。虽然“本地”与“心事”有别，但不采取当代批评习见的抽离与转化，而自觉“沉入”具体错综的“社会伦理版图”，这种共同的批评策略，或许蕴含了诗歌意识转换的契机。

《幸存者》上一辑诗论栏，晓宇兄依照“50后”到“80后”的年龄顺序，特意组织了一个诗人评论家的专辑。这一辑轮到我来编，想了想，干脆延续他的旧辙，再选几位90后诗歌才俊的文章，以显当代诗批评后续的活力。90后一代的诗歌写作早已蓬勃可观，在批评方面，其实也有相应的建树。这个小辑汇集的四位年轻诗人，批评风格和问题取径各不相同，或展开诗学与艺术的跨界思考，或细致读解自己敬重的诗人，但都能显出娴熟的细读和思辨能力，无论来往古今，还是出入中外，相关的知识积累也都较为完备。这意味着，要掌握当代诗批评的各种套路、知识、江湖切口，并驾轻就熟，对于学习与领悟能力极强的一代而言，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批评的前途却不在这个方面，更不在同代或异代之间“排座次、吃果果”的惯常游戏，我更看重的，是这几篇批评文字体现的一种诚恳、专著的态度，以及能感受到的批评者自身呼吸、运思的深长，这或许才是批评的激情与美德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