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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晖组诗《冬天里的春天》读扎 张学昕 读高晖的这组诗时，我想到了那个很理性、很理论、很抽象的“普适性”问题：生活或者生存的伦理究竟是什么？灵魂都有什么样的表情？这似乎是因此可以接近上帝的终极问题。其实，人类的任何行为包括思考本身，最终都指向灵魂的有无，或者灵魂的质量和形态。仔细想想，真正能够接近、实现这个过程的方式或者途径，不仅仅是哲学，还有诗歌。因为，诗歌艺术才有可能凭借它的“秘密能量”，或者“象征”“转喻”的方式，形象地将世界从思辨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王国里重新拉回来。依靠想象完成有关精神世界的隐喻。这也一定是每一位杰出诗人写作的梦想。我们越来越清楚，诗在今天这样熙熙攘攘的生活里以至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诗的命运，将伴随着什么，走向何处，只是，在生活的断壁残桓面前，诗的深度与人性的维度之间，如何用语言丈量，这似乎永远是诗人的一个终极问题，也是一个写作中无法回避的美学难题和精神伦理。
在阅读高晖这组诗之前，我刚刚读过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我感觉，高晖的这组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暗合了欧阳江河长诗的精神意蕴，这两个文本，默契地在我这里构成阅读旅途上的互文。虽然，欧阳江河和高晖，有各自不同的写作史，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诗歌美学及其表现形态。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我只是充满地意识到，两者在精神或者灵魂层面搭建、整合世界时诗意品质的内在关联和一致性。前者以史诗的气魄和风貌，扫描了当代世界人类精神空间维度的无限延展，以及灵魂结构和伦理秩序的深度变异；后者，则自语般精雕细刻内在灵魂的纠结、冲突和搏斗，理性与情感的悖论演绎出的多重变奏。而他们最原始、最善良的写作初衷，都试图叙述出我们这个时代存在的伦理和灵魂的表情。
这是一个需要怀疑和质问的时代，无论对于生活还是自身。无疑，欧阳江河的《凤凰》是向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一次“天问”。而高晖的这组《冬天里的春天》，却是对人的存在、人的基本精神问题的细密考察和求证。与前者相比，尽管诗的语境、格局、结构和美学维度都大有不同，但生命、灵魂和精神这些字眼，却像是被一根细线牵引着，在一个细小的层面低语呢喃，轻轻从心间飘过，我们已分明感受到其间的崇高和重量，我们相信高晖的美学气度和语言品质。而且，作为一个小说家而非“诗人出身”的高晖，总是愿意在最切近个人生活、个性情感和日常生活的层面，写出生命本身的状态、自我确认或者某种深度的欠缺。他不喜欢在词语的密林里刻意寻找诗的象征意义，不受所谓现代感受或时代风尚的遮蔽，而更愿意在灵魂的悬崖之上出生入死。所以，我们对他的诗歌阅读，就会感到一股异常的力量，他素朴而血脉喷张的词语里，似乎潜藏着语句搅拌灵魂的推进器，就像我们阅读他的小说和散文一样，始终能感受到他切近生命主体本身的呼吸。也许，对于有的人来说，诗歌写作有时候是一种生命的必须，一个人内心的美好、愿望、梦想，未必都需要在生活中诉诸现实，宁可将其变成永远的想象，在诗行中流淌。高晖的这组诗，就像他的小说和散文一样，基调和底色都是从简洁到简洁，从质朴到质朴，没有繁复的修辞，没有虚妄的冲动，只有一个触摸灵魂、自我辨认的精神过程。可以说，无论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或评论家，我们越来愈无法不面对这个时代最需要关注的问题：精神的高度和灵魂的优劣。 从表层上看，《致女儿》是一个父亲与女儿在一个时代里充满“错位”的对话，也可以视为一个父亲的“自白书”和“自画像”。但实质上，高晖试图在描述一个男人的生活轨迹时，穿越自己业已被新时代所“封存”的精神、灵魂之门。这首诗的“叙事”场景，或者说，我所感受到的这首诗的语境，既单纯又复杂。单纯的是，时间这个元素，在这里被作为一种道具，成为某种无形的“鸿沟”，将父女两代人的存在方式和理想，清晰地呈现在父亲和女儿对视的世界里；复杂的是，他们与所处的同一时代，却发生着极其不同的纠葛和时时出人意料的关系。陌生又熟悉，坦诚而羞愧，情感又理智，有期冀也满怀忧虑。表述的空间挤压、迫使正常的语境产生变形，使原本可能单纯的父女对话的个人语境变得不再纯粹，外部世界的因素施加给伦理更多的道德、功利色彩。二十年及其二十年后的今天，父亲在重申“20多年”这个时间、精神的双重背景下，打开记忆之门，讲述、回顾父女俩不可重叠无法复制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分离出两代人在“青春”面前的错位与“延宕”,矛盾与悖论，丰厚与匮乏。既是对青春的祭奠，在时间之流中的“反抗遗忘”，同时也是父亲在竭力摆脱那种纯个人性的精神立场和心理、经验成分，思考“国运家道”中人性变异。个人命运在现实世界的颠簸中的柔弱与多变，灵魂深处“出生入死”般的自我博弈。像是一个仪式，“失踪多年的爸爸”向“失散经年的女儿”做一次深情、庄重也沉重的倾诉，实际上更多是父亲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思和精神沉淀。面对女儿，父亲无法放弃历史，家国历史和个人历史，而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是已知时间和空间的总和，而是从个人记忆和情感出发，从心灵出发挑选出来的属于个人的特定时间，包括一个人对这些时间和空间的重新选择，重新获得。一般地说，走向未来是容易的，回到过去是困难的，诗人选择“现在”也就是“当下”其实更具有“冒险”性。当现实作为一个超越了诗的“虚拟”内在形式的话语维度，不得不在诗个里出现的时候，诗人所扮演的角色常常会变得非常尴尬。“20年”虽然还无法称之为“沧桑”，但在女儿的青春期始于父亲“中年”到来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的不安、焦虑、无奈和恐惧，令我们分明感受到父亲畏惧这样时刻的到来。这时，我们还会注意到，诗人在这里用了“爸爸”而不是“父亲”这个词语，可见，他依旧想保留当年女儿在童年、少年时呼喊他的场景和感觉。这种情境上的细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在与女儿看似同时代的不同时空里，两代人的社会、精神价值体系上的默契只能是一种奢望，而此时的父亲，以一个精神失败者的身份，不无幽怨地表达对这个时代的认识、理解甚至怀疑。但是，生于1989年那个多事之年的女儿，真的会喝20多年前的酒，唱20多年前的歌”吗?所以，对于女儿传递情感的方式，爸爸也深表怀疑：“像一首白银时代的抒情诗”“像一部破碎时代的言情剧”。而父女之间的关系，因一句“你是我失散经年的女儿，我是你失踪多年的爸爸”却各自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究竟是女儿在一种漂泊的状态里，还是父亲在精神的自我放逐中无边地游弋？父亲的人生纠结无情地窒息着他的现实生活，他无法逃避、落地无着，表现出“英雄气短”的“迟暮感”、“悲怆感”。“不喜欢现在的生活，只能在童年少年青年中年里穿行”。而“爸爸与这个平庸的年代，和平共处绝不同流合污”“现在的爸爸已经雌雄共体”则张扬出他与一个时代“暧昧的妥协”，父亲的情感和身体的双重迷失，成为父亲不得不面对的残忍事实。“女儿啊，爸爸只想成为另一个人”，进一步地凸显出这首诗略显黯淡和灰色的底色。女儿回来了，父亲又出门远行了，他们就是这样彼此在“错位”的时空里，扭转着自己的生命和岁月，探测着灵魂、精神的起伏。生命伦理、种种价值伦理和思想的悖论频频闪现出幽灵般的光泽。最终，父亲还是在个人感受和公共价值、信念的相互摇动中，在“等待发令枪响后的疯狂”里，走向了一种充满激情的悲观，他预示自己将在“开始新的战斗”之后，成为一个符号：“可能仅仅是一个名字”。理想一度受挫之后的可怕激情，会演绎出什么样的精神悲剧在这里似乎也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父亲在下一代人那里，终究没有“失语”，而且，体内尚显丰沛的冲动，还裹挟着灵魂的表情和精神的结构性力量。
《爸爸的方向盘》，可以视为《致女儿》的续篇，或是送给女儿的另一篇灵魂深处的秘密“手谕”，或者说，作者试图继续探寻某种有关生存道路的真相。在此，我还是选择用“父亲”取代作者坚持使用的“爸爸”的称谓。在前者，父亲急遽的快节奏悖论式反思和自我解析之后，再次选择以一个平视的角度打量自身，诉说自己哀伤且不安分的履历。这一次，作者明显使用了更多的“暗示性”的手法，暧昧性，如此简洁地与清晰性纠缠在一起，以至于我们难以判断，作者的现实是预设的，还是已经被分离出来的过去时存在。这里，没有自我话语冲突，也不强调具体语境，只是让手和方向盘，在一条虚拟的道路上完成一种假设。
这里面，高晖对词语反向意义的追逐，达到了个人写作的“峰值”。显然，父亲渴望的是“酒驾”和“被囚禁”。这时，他深刻地感觉到，自己已经握不住生命中的方向盘，灵魂开始颤抖，人生里少年的激情和老年的柔弱，意识中浪漫的抒情和理性的呐喊，生命进入那种像“酒后驾驶的时刻”，在“车祸不断”的崎岖道路上，缎子一样柔弱的内心被囚禁起来，父亲却恰恰在“囚禁”的状态里获得的安全感，获得了自由。阅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立刻想到北岛那首著名的诗《履历》。这位父亲就像那条“烘烤着的鱼”,梦见了海洋，“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为什么酒后驾驶却能获得安全感，被囚禁之后才有生命的自由度？实质上，作者在精心地考虑着一种结构，一种自我意识到的存在的深层结构，这就是对真实生活的借用，因此，他吊诡般以“裸露”自己灵魂的方式，掩藏起对现实处境的最大的忧虑，让自己成为“只是自己的囚徒”，这也意味着，在“不安全的世界里”选择酒后驾驶的反向意义。在不安全的世界，父亲已经学会盘算“到底是回家还是去救援”，所以，作为父亲，他继续选择让女儿“呆在家里，像婴儿一样睡眠”。从一定意义上讲，诗是虚构，也是发生。父亲，在被诗歌书写过的现实和没有被诗歌写过的现实之间颠簸着，他已经全然不顾世界正在如何变化，他坚守着自己的坚执，挣脱着命运的束缚，也让我们看到了灵魂的骨骼和脊梁。
这组诗中，《大嫂的爱情生活》和《村长的新年献词》，是高晖写的格外轻松、略带些调侃的两首诗。其实，这种写法，应该更符合高晖的性格和个性。可以说，这是“诗歌版”的可以令高晖永远不离不弃的“康家村纪事”。在这里，高晖仿佛变了一个人，一下子就轻松起来，他能如数家珍般地捋出人物的心理仪态和精神表情，价值判断、诗情意绪，都融进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可摸可触的一大片生活。而前面论及过的那两首，其写作过程中的精神紧张度，写作时的“仪式感”，都已经超出了高晖的诗歌美学伦理，甚至进入到非常拘谨、节制可控的生理状态。
简单地说，这首《大嫂的爱情生活》，是对爱情最平实朴素、最坦诚的阐释。确切地讲，这是一首“反爱情”的爱情诗，通常，真正的爱情是什么？它与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像这样的问题一旦入诗，就会成为很哲理、很象征、很多意蕴的抒情冲动所驱使，最生命化、最生活化的品质，常常被刻意的雕琢所吞噬。而这首诗所呈现的爱情、婚姻与生活的关系，真实而契合地描述出生活大于爱情的本意。“娜拉的出走托尔斯泰的离家”，在某种意义上与“大嫂出家”“一个老女人的灵魂挣扎”没有质的区别，但生活的伦理就是“俗人的勇敢”，只有学会、习惯在俗世里“继续煎熬”，才能懂得什么是生活。《村长的新年献词》，其实是想通过一个虚拟的村长的朴素情怀，“还原”一个久已逝去的、有些古老、有些传统的村落的真实存在形态，村长这个称谓，也必须在某种“陈年旧迹”里，才能扮演符合身份的角色。它将“怀旧”的复杂而深邃的内涵，以及恪守一种生存方式和习惯的积淀，灌筑在字里行间，“我愿意，臂缠红袖标手持红缨枪，在村口放哨站岗，盘问每一个可疑的人，直到白发苍苍”,应该说，这是一首极有味道的小诗，仿佛一壶陈年老酒，简洁但绵长，浓郁且真切，在回味的同时，让人感受到尘封已久有四散开来的厚重的历史感。毫无疑问，这两首诗，都十分得体地表现出了当代人的精神、伦理和生活的表情。诗人通过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被虚拟为村长的这个人，即便是一个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内心的精神向往，无论生活充斥着怎样的命运和曲折。
我想说，有时“平铺直叙”、“诗如话”可能最能接近诗歌的品质，词语和词语之间的排列方式也并不重要，好的诗歌，完全可以是不必分行的“叙述”段落，重要的是，情感和意绪的表达都需要一气呵成，关键是，句子与句子之间有多少可以腾挪和想象的意义空间，还有多少未尽的意思能在阅读的时候由读者释放出来，而却很少会发生“词不达意”的情况。而这类诗的写作，正可以成为一种新的诗学方向。 欧阳江河曾经说过：“阅读的粗俗、匆忙和低质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这是一个小品文和专栏文章的时代，硬要人们阅读现代诗有时简直就是一种惩罚”（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147页，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北京）。那么，我们是否反思过所谓“现代诗”本身的状况呢？真正与生活及其精神现实最为切近的诗歌究竟有多少呢？诗歌写作的美学压力是什么？我们的诗歌距离灵魂还有多远？这里，还有一个诗歌写作的“原始驱动力”的问题。我感觉到，高晖并不是用诗来回应某种生活，他是想让自己的诗文成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这样，从这方面看，又不免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重”的一面。高晖非常清楚，对于诗歌写作这样更为“高级”的文学活动，他形式上的“轻”，反衬着内心的“重”。
这首《关于史铁生的短消息》，喻示着高晖努力地重新回到“形而上”语境里的愿望。史铁生的辞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2010年岁末中国文学和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一时间，史铁生俨然成为一个逝去的时代崇高的精神符号。我认为，高晖恰恰在这首诗里描述出了这个重要事件的最动人的细节——一个作家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对一个高贵灵魂的深情追忆。无论怎么看，作家史铁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真正的诗人。在一个缺少细致阅读的粗糙又粗俗的时代，一个人会怎样面对世界和生活？一个双肾衰竭、下肢瘫痪、依靠透析生存的病人，他怎样面对自身？写作，在史铁生那里，已经成为他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抑或，写作成为他存在的伦理基础，是他一次次活在俗世又摆脱俗世的途径。无疑，史铁生伸手牢牢地抓住了自己的灵魂，并且让自己的灵魂隐约地发散出接近天堂的微光和苍茫。这就是很多年来，我从未想象史铁生永远是轮椅上的那个史铁生，而总是以为他始终平静地站在一个高处，虽然他不是一位“圣人”，但是他却在近乎悲剧的生命状态里呈现着神话般的境界。
那么，在一首诗里如何来表达史铁生？或者说，史铁生在诗里如何被形容、被隐喻？高晖选择了这个时代最普遍、最简洁也最具张力的“短信”，描述出一个作家和诗人的离去，以及在另一位诗人内心引发的灵魂爆破。在一个精神萎顿、灵魂危机的时代里，如何让一个高尚的人成为高尚的代名词，灵魂拥有怎样的表情才是健康的，“说到底，就是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怎样做成一个人”，高晖在史铁生离去的阴影里，他思索的依然是我们生活中最基本的精神问题，也是一个在我们时代越来越难以面对的问题。
我们感到沉重的，除了史铁生留给我们的悲伤，还有高晖在描述史铁生离去时的悲伤里，写出的自我孤独的表情和心境。但高晖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是他有意在史铁生走后这个背景下，通过这首诗放大了一个始终令他着迷的人类意义上的本体追问，即我们究竟是什么？人的形象，在这个信仰缺失的时代，缘何破碎不堪？为什么一切竟然变得如此陌生？其实，在“短消息”里，两个“熟悉的陌生人”关于生命、爱情、机缘、诗与上帝的讨论，已经刻意地将这个熟悉的问题“陌生化”了。这个时代以及我们的生活所缺失的，是一种诗人的状态：“诗人是一种生活状态，不在于你写多少，甚至一生只写一首”，“一个诗人嫁给另一个诗人——才是这个时代难得的和谐”。接下来，高晖发出了类似“天问”的抒情：“我知道，我在想他，在这个残缺的时代，为什么死去一个健全的人”。这些思考，以及对当下生活和存在的描述、审视、探究都基于一种日常生活、常识经验，即置身于时间之流中，个体生命寻找真正的主体性，自我甄别，继而呈现扭转生活，冲破虚无藩篱的勇气。
我们完全可以将这首诗视为高晖创作的一种“新诗体”。高晖将对史铁生的悼念，融化进对诗人生活状态的想象之中，他质疑为什么在精神生活中能够“对话”的，竟然常常都是“陌生人”。仿佛是“庄生梦蝶”一样，究竟是我们走进了陌生的生活、精神空间，还是生活令我们自身变得如此陌生，模糊难辨？我想，走进史铁生，才有可能接近“神性”，“突破肉身限制，自由地飞翔”并“精神复活”。
我也同样无法忘记，得知史铁生突然辞世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时的深刻感受。史铁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始终没有机缘能够见面的中国当代作家。在他走后，作为一个他的忠诚读者，我知道,诸如“史铁生的意义”这样的命题，会在许多有良知、喜欢追逐写作的本意和生活本真的人们那里，生长出个体激情和现实激情的自我对白。精神之根在哪里？它在什么样的生命形式中？也许，我们的时代太过于“务实”，太过于也太擅于堆砌喧嚣了，而却无视一种凌空蹈虚的文明和灵魂坦然的状态。整个时代，都需要像史铁生那样，“肩负沉重的肉身”，敞开灵魂的写作，而高晖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他读懂了史铁生精神存在的真正意义。 我感觉，正是因为高晖没有受过严格的诗歌写作训练，他的诗里才会如此洋溢着一种不羁的自由写作精神。他的诗句在简洁、平实中挥散出对语言的驾驭和霸气，粗粝中隐逸出细腻，舒展的面孔，透出内敛的心智。直觉的判断力，使他既保持着对想象力的尊敬，又能将诗歌唯美的倾向渗透在现实的湿地里。我们愿意强调诗歌的真情实感，这些，可能来源于直接经验，或经过了心理和精神消化、过滤的文本经验，更有可能来源于诗歌文本的启发，更多的恐怕是源自于生活本身的鼓舞。也许，小说家写诗，本身就有一种“票友”般的轻松感，没有太多的诗人的负累和自我期许，因此，也就放得开手脚，或是低语，或是“喧哗”，所以，在高晖的诗歌里，也就感觉不到丝毫的造作和矫情，读他的诗句，也就有了踏实走在陆地而非漂泊在海上的感觉。 |
二零二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