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的生命有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稍微经历一点人生，便会从中体悟到：生命从朦昧到觉醒，从无意识的心灵聚集到有意识的社会实践，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十年才能有所突破，并获得某些起色，显现出某种气象，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仿佛生命出现了一种新的开始。而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为之兴奋的开始，最后证明往往也就是结束。通过十年，我们似乎能感受并观察到一代人的命运；通过百年，我们似乎很自然地就会去思考一个民族的世纪命运。
我们70后这一代，是一个经历了互联网兴起的时代。对我个人而言，新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世纪之前我是一个下意识要脱离农业文明的流浪汉；世纪之后，起初我寄居在朋友家连打开电脑都不会，命运却奇迹般地让我成为了一名学术网站编辑。那时，学术思想网站，文化艺术网站，文学诗歌网站，网络论坛，公民组织，纷纷介入社会和文化事件。追求普世价值，是网络思潮所带来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未来的公民社会，可谓是在二十世纪开端和末尾，遥相呼应。
新世纪，至2015年，这一波由互联网所掀起的公民社会运动思潮逐渐被平息，如今又归于沉寂。不知为何？人们对眼前这一段小小的黄金时段，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总是处于要去挖掘历史的后知后觉中。当历史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或者就是无知无觉，又或者是非常骄傲和非常自信地以为可以把握历史，改变历史方向，创造历史进程，结果又白白地成了牺牲品。
在网络文化思潮中，元知创办于2011年，它以诗歌论坛的形式追求纯粹的诗学精神品质，这种选择就是在互联网喧嚣时也会显得沉寂，如今十年过去，沉寂中它似乎比沉寂本身更为沉寂。一如布罗茨基的诗句：“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我们可以把元知的存在类比成这样一匹诗歌中的黑马。
我和青年诗人2014年创办诗会，曾经，非常认真地，我琢磨过十年过后如何展示诗歌活动的文献资料和诗歌交流的学术成果？但是，我们，一方面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也在扺触、反对和背叛自己的时代。这其中的思想立场、价值观念极其混乱，而我们的内心多是敏感又脆弱，一言不合便反目，或相忘于江湖，或结私怨恶语相向，或背后拆台与对方成仇。似乎，没有任何利益可言的诗歌，尚且可以进入名利场上的决斗。我们的诗歌不是要表现出思想，而是要反思想，那么，拿什么去反思想，诗中决定去反思想的这个思想是不是一个思想？反思想的这个思想要不要反？我们诗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谈论十年，十年也许是一个过去式；但是，也许恰好，我们就生活在某一个十年之中。有人简单地把诗人的独立品格理解成为不加入任何群体和组织。而事实上，我们的生活一直就处于被群体和组织所规范，剥夺，甚至是奴役。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出版自由，那些所谓从不加入群体和组织的诗人，是因为他们的诗集出版越来越容易了吗？在没有选择余地的现实处境里，他们所说的不加入任何群体和组织，则是要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和组织？他们很容易陷入只有利益选择，而没有任何独立价值可言！
在失去自由的环境里，有人曾以十年为单位去回想自己生命的历程。第一个十年十岁，出生，上小学；两岁时，分不清地面和长满浮萍的水塘有何区别，于是迈步去浮萍上捡玩具，落水的瞬间只记得头脑意识里闪过一句这样的话语：着了。着了，是一句方言，意思是哦豁，挨灾了，没着落了，遇到了，糟糕了，坏事了。几乎一瞬间他失去了知觉，村民把他救上来生命已经休克。此后每多活一天，他就赚了一天。第二个十年二十岁，十三岁时爬黄桷树站在枯树丫上紧裤腰带，树丫一断掉落下来，他却想用左手去撑地面以使身体获得平衡，无奈下落的惯性力量过于强大，他的手腕骨折了，于是去县城医院动手术。仿佛因祸得福，他第一次离开农村在城市生活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可以吃到糖果。一个同龄女病友说他长得像革命电影《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并送给他糖果吃，吃不赢，糖果化了，待天黑时分他偷偷从衣兜里掏出来扔到了一个四下无人看见的角落。住院期间，他完整地读完了人生第一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记》。初中毕业后，十九岁那年他在县城为一个万元户老板打工，头天骑一辆刹车不灵的自行车开始练习，第二天就骑车上路为百货商店采购货物。一路上，行人变得摇摇晃晃，到一段下坡路，车速越来越快，自行车把一个中年妇女撞倒在地，头破血流，医院没有抢救过来——在他学骑自行车的第三天中年妇女死了。他是如此野蛮无知，胆大妄为！心灰意冷以后才老老实实地呆在农村老家，跟随父亲学做木匠活。第三个十年三十岁，二十岁那一年他再次离开农村，到一家地区文学杂志社当打字员，每天晩上铺开一张折叠床，早晨起来收起床铺、被盖、枕头放到门背后，就这样，在这间囚室一般的打字室里他生活工作了两年。然后辞职到省城写畅销书，开图书公司；然后离开省城到京城，求学，游学到边疆，做报纸副刊编辑，编读书版和理论版。第四个十年四十岁，三十岁时做学术网站编辑，后来负责主编工作。在那期间自印诗集《诗习作》、《主人与墓地》。第五个十年五十岁，在四十一岁时公开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吊水浒》。开始参与社会运动，拍摄纪录片。四十三岁结婚，婚后不久失业，做自由职业者，做诗歌文化活动。四十七岁创作纪录片《孤儿》，四十八岁创作纪录片《大兴失火》，四十九岁创作纪录片《政治家》。《政治家》获台湾金马奖提名以后被政府禁止参赛。两台摄像机、十几个硬盘、两台电脑被查抄、扣押，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失去自由一百零九天，在关押中他度过了五十岁生日。
这五个十年，仿佛是一面镜子。在镜中，我只能看见生命的某一个侧面，而我庸常的生活全部都发生在镜子的外面。读书，交友，幻想，创作诗歌，写评论文章，拍摄纪录片，这些也是一面面镜子，它们共同虚化了我所经历过的现实人生。一个独裁者在上台的时候，也会去讲述他十年前，或者几十年前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描述成传奇和神话，供人们当镜子一样去对照、学习和崇拜。
而我是一个自然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不，我只不过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去不复返的五个十年，让我看见了自己的虚荣、野蛮、无知，还有我的无能，我的平庸，我越来越数不清楚的缺陷。我坚持为诗歌工作，我知道有一些诗人不配我为他工作，同时我也自知自己不配为某些诗人工作。我相信诗，即使在我并不相信诗人的某些时刻。曾经，我是一个诗人代际划分的反对者，当我具体地去为一个时期的诗歌创作者工作的时候，我发现每十年为一个代际是客观存在的。代际就像一个事物的编号，当然，十年所指向的某一个时段，准确地讲，也许是三年、五年、八年。而代际式的编号，只不过是方便我们去认识事物本身。代际的内部，城乡不同的社会空间结构，塑造出个性气质、天资禀赋、为人品格完全不同的每一个诗人。如何为事物命名，从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个过程有时候会超过我们个人有限的生命周期。但是，我们称之为玫瑰的那种花，即使不叫它玫瑰，也一样地芳香。
无论如何，十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对诗人而言很难说是精确的，因为它的过程如此隐秘，如此模糊，如此变化多端。那么，十年对于独裁者和革命者呢？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诗人在创作中求新求变，抵达永恒，似乎同时兼顾了独裁者和革命者的形象。而独裁者对于时间的渴求，是永远不变；革命者对于时间的追求，则是求变革新。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的人生还尚未开始。我十分困惑于语言表达的贫乏。有人向我讲述十年前的故事，我会特别着迷，并从心里面去体会其间人世的沧桑。经常，我会感叹一天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但总不能像十年过去了那样，令我强烈地感觉到时间和生命，它们的衰老与消失。十年寒窗，同学分别，相约十年后再相聚。夫妻生离死别，十年生死两茫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时间概念啊！文革十年，整个社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混乱和苦难。十年一代人，那一代人的青春已经荒废，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正在承受他们所造成的社会恶果。
我的青春也是荒废了，我的少年时代更是一片荒芜。差不多四十岁左右，我才追上了属于我们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一直生活在朦胧诗一代和第三代诗人们巨大的阴影中。80后跟我们70后的命运类似，所有我们曾经追求过的源头都在动荡之中，不停地分裂。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我们两头都没靠得住。希望90一代会有一些彻底的变化，能坚实地把握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和未来。当然，我所指的是生命直觉和知识信仰，但生命活力最重要的地方，其根本还在于要去亲身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追求在诗刊上发表作品，彻底败坏了我的文学想象力。以至于，我没有任何诗歌审美和品味。现在，单靠诗刊发表作品已不能完全驯服更为年轻的一代诗人，而各大高校蜂拥而起的奖项，将是一头新的时代怪兽。也许任何形式上的表现最终都将是一把双刃剑，杰出的诗人最终会以诗歌的审美战胜一切，而更多的诗人则因此毁灭，消声匿迹。能够被我们称之为一代的诗人，其诗歌背后的夜空必然是群星灿烂。70后80后诗人，已群星凋零；群星灿烂的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已日渐暗淡。我们说十年一代人，其中奥义在于告诉每一位青年诗人，应该在他的青年时期闪耀出自己生命的光。这光，必然会带领他穿越现实的幽暗。并不是每一个诗人的光都能够代表一代人，如果一代人从来就没有在他身上存在过的话。有人坚信自己的写作将超越他的时代，而不必与任何人为伍。那么，你到底经历过什么？迫使你说出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同代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他那个时代表达过这个思想，那是因为他曾经属于阿克梅派。在他的命运中，他说出这样的话，含着绝望，必然另有深意。北京青年诗会吁请成为同时代人，我相信这对未来那些最终成为杰出的诗人将是一种有效的召唤和精神资源。
在诗歌写作上，我的第一个阶段当然不能以十年计算，因为这个阶段应该在我三十岁左右结束。有朋友批评我的诗歌写作没有找到自己的语言，有朋友批评我只描写了生活的表面，有些散文化。事实上，我在诗歌写作上一开始并没有自己的个性，我写作的背后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的平民生活和世俗伦理价值观，是辛劳与悲苦，是离乡与怀乡，是母亲、家人和亲朋好友。我对他们最美好的人性自然是充满了信任，我们的生命完全是融合在一起。离开故乡，我差不多就是永远地离开了他们。关于这一点，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明白过来的。二十岁离开家我的心始终还留在故土，身与心的分离至少是花了十年的时间。直到两千年新世纪，我回老家乡居半年，才发现自己仿佛就是一个——人死了以后——灵魂回到了人间的——鬼：我看得见他们，而他们却看不见我。觉悟到这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我的身体就没有家了。
失去了这份对故乡的眷恋，我唯一的生命方向就是去追求人类的文明世界。不知不觉，我从世俗的我们当中分离了出来，我要开始完全属于自己的个人生活。在神话故事里，哪吒剔骨还父，割肉还母，我暗暗地确认了自己的莲花和风火轮。对我而言，莲花是诗，风火轮是电影。因为心中向往着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我便投身于社会，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这是我诗歌写作的第二个阶段，它是一个写作的过渡期，我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在写政治诗。但是，我渐渐明白：我所参与的是社会文化运动，而不是在参与政治斗争。我是一个诗人、导演，不是政治家、更不是政客。作为一个社会文明人，我理解了自己有一个公民的身份，我所谓的政治诗应该是我所创作的公民诗。我和朋友一起创办民刊《变雅》，发出了一个关于公民之诗的思想。而我自己，也算是结束了我的第二个写作阶段。从此，参与社会生活，建设社会生活，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义务，这是我第三个写作阶段的思想行为基础。尽管我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但我完全愿意倾听、理解、尊重，甚至接受任何不同的思想表达，愿意跟他们交流与合作。
十年一代人，这是一个自然的魔咒。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国度，政治、经济、文化一直都还没有逃出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循环。在这个变乱循环中，更多的十年不过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弱与苍白。鲁迅先生曾经把这一切归之于国民的劣根性，而现代文明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探寻到一种良好的制度和美好信仰！ 2021.5.16-18
|
二零二二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