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邵燕祥 -王克平 -幸存者诗刊-二零二壹年第二期

发上纪念老邵的文章，你看可否，本应该写在你的前边，现在成了马后炮。我们的这两篇文章加在一起才好。

我一直叫他老邵，从1976年认识开始。那一年我在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忙着排演批邓的话剧《青山常在》。

剧团的人渐渐熟了，发现舞台美工队的老邵与众不同，此人经常带着白手套，一副劳动者的姿态，打水扫地义不容辞，目不旁视，不苟言笑，举止谦恭，神态高奥。他从不扎堆，别人也不靠近，组长告诉我他是右派，顿时肃然起敬。

在后台老邵搬布景，我跟他聊天，他话不多，微笑而已。我嘲讽时政，套套辞，他守口如瓶。老运动员都相当谨慎。

九月一个大热天的下午，没有我的戏，我赶到排演场时已经迟到许多，悄悄钻进后台，却发现青山布景已经拆台，只有舞美队的人在搬运清场。

队长说，停止一切娱乐演出活动 ! 我猜是大家等待已久的事终于发生了。我帮助老邵搬运，喜形于色，彼此心照不宣。临走时，老邵突然说：我认识你的妈妈。

我问妈妈，你认识邵燕祥吗？妈妈说：认识呀，我还演过他的戏呢。邵燕祥是广播局的才子，打成右派，下放劳改，人家把苏联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改编成剧本，没人敢用，孙维世看了马上要排，并把邵燕祥借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修改剧本，边改边排，广播局知道孙维世与周总理的关系，哪敢拦着呀。

随着世道突变，我也开始肆无忌惮妄议天下，我见青山，青山见我。一转脸老邵焕然，私下里轻声细语，幽默风趣，妙语连珠。秀才满腹诗书浸苦水，吐出来的黑话有墨香，就是指桑骂槐，也笑里藏刀。跟他一起，总是齿寒与腮痛。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紧跟形势写出了剧本《微漠的悲哀》，写的是教育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总团团长王立叶看后如获至宝，在会上说，小王是个人才，从演员队调到编导组，这个剧本是当前的重大题材，剧本打印出来上报局长张香山与总编室，剧团做好准备尽快排演。

在去油印社打印剧本之前，老邵说我给你校对一下。老邵把稿子还给我时，发现稿纸上几乎每页都有错别字或语句的疏忽。老邵是诗人又做过编辑，文字功力超强。

广播局任命老局长梅益挂帅，组成剧目领导组。梅益在文革前一直担任国家广播事业局局长，刚刚解放复出，他曾翻译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算是一个文化人。讨论剧本的修改时，跟他发生一些争执，他的思想极其僵化，我拒绝他的意见，他非常生气，最后下令不改就不排演。

老邵说，广播局是中宣部的咽喉，总编室审稿都是按社论的口径，人多盖塌了房，好的作品也改成一塌糊涂。你还是拿到别处试试。

我把剧本拿给冯牧，冯牧看后说：这个剧本演出肯定轰动，可是能不能上演？我负责作协，剧协的事我不好插手。我知道作协与剧协差异很大。

我又把剧本拿给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团长付铎，付铎赞不绝口，上报总政治部。军队的首长问，这个本子他们中央的剧团为什么不演？总政治部询问中央广播事业局，得到回答是，此作者有问题，骄傲自大。

那个时期，社会似乎处于一个大的转变，很多人在努力推动这个转变，我也积极参与许多的社会活动。我又写出一个独幕剧《法官与逃犯》，剧本历来是稿荒，我信心十足，先瞄准戏剧界权威杂志《剧本》，寄出几天后就收到回信约谈，编辑热心了解作者的来历，说剧本成熟，无需更多的修改，可以马上发表。还说，剧本动作性很强，一看就知道是有舞台经验的人写的。最后又说，虽然是批判四人帮的题材，但涉及到公检法专政机关，我们还要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那时没有复印机，我把剧本又抄写了几份，寄给全国各地几家有影响的文艺杂志，也全是肉包子打狗。四处碰壁之后，也渐渐觉悟到，搞戏剧是集体创作，对我是死路一条。我发誓不再写剧本，兴趣转向雕刻。

有朋友看了《法官与逃犯》，说压在抽屉里太可惜，何不寄给民办刊物。我先寄给《今天》，并找到诗人北岛与芒克，二人友好地给我上课，讲剧本应该如何如何写。我又寄给《北京之C》，石沉大海。过了一阵子，仍不死心，又抄了一份，寄给民办刊物《沃土》。结果《北京之C》与《沃土》同时刊登。有人指责一稿两投，其实是一稿多投呀。

我得意地把两份油印的杂志拿给老邵看，老邵说，中国认铅字，你应该争取在正式的刊物发表。我说，我寄了不少，都不回答。老邵说，安徽比较开放，你给《安徽文学》寄。我说寄了。老邵说，剧本其实只有导演可以看懂，剧本只要时间、地点、对话，其他留给导演与演员发挥。一般的编辑没有这个舞台想象的能力。电影文学剧本的一些文学描述，其实主要是为了讨好编辑的兴趣，对导演来说都是废话。《安徽文学》我认识人，我写封信，咱们也走个后门。

很快《安徽文学》来信，热情洋溢，马上拍板。没过几天，又接到《安徽戏剧》的信，后来居上，我的剧本被他们的创刊号夺取。《法官与逃犯》刊在这一期的前端，还配了几幅插图。我很快收到稿费，欣喜若狂告知老邵，老邵算了算，说给你的稿费是加了一倍的呀。

之后此剧在安徽上演，参加会演，还得了奖。此剧本是我的第一次铅字，第一次稿费，第一次公演，第一次得奖。也是最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