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开笔为当期的《幸存者》写卷首语，逾4000字快杀青时给起了个“三截棍”式的标题，叫《疫情难测，活久见，诗人何为？》；又写了几句，却突然泄了气，就像舒婷的一行诗所说的那样，“咫尺之间，却失去了最后的力量”。又等了些日子，还是兴致缺缺，终于决定暂时留在手里，忍心地给那一期开了个当头“天窗”。我自忖并非任性之人，偏就有此极为任性之举；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却又有点裹七缠八说不清。或许有所议甚大且过于切近，担心一时之蔽影响了判断力，想再“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因素，但更多恐怕还是由于那一段心事过于杂乱散了神，对已写下和将要写的文字忽然就疑虑重重，以致头晕眼花，不得不遁入虚无的缘故。事后想到其不可思议处即不足语人处，难免摇头苦笑且满怀愧疚，然也并不特别后悔——至少，对我而言，那个“天窗”非常直观地表明了其时惶恐又迷茫的变态心境，是一个小小的象征，亦是一个小小的纪念。

快一整年了，那篇只缺一个尾巴的文字仍悻悻地躺在电脑里；几度动念续完，却也只是动念而已。这当然不是个孤立的特例，事实上，近一年来我基本上就没写成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尽管类似的情形前此也曾有过，但这次的性质显然远为严重；好在似已触底反弹，证据是我已可坦然在此谈论此事——虽说近于公开隐私，多言无趣，可谁又能说，一本病历的意义仅限于患者自身呢？那篇文字的多数篇幅被用来指陈、揭示新冠疫情催化下网络时代，或“后真相时代”历史语境的变化特质；回头看，有关的观察、分析和预感似乎还算靠谱：意识形态的更趋极化和泛化；“政治正确”越来越甚嚣尘上的工具化、武器化； “阴谋论”的进一步向日常思维渗透；操控舆论的谎言和“话术”，在价值观保护下的格外寡廉鲜耻……凡此种种，非但没有随着疫情的持续及其曲线变化而得以缓解，反而成了某种常态。“冷战”疑云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聚集，使海德格尔的下述判断更像是一句谶语兼咒语：

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就变得更加贫困。

海氏此语出于其著名的《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一文，其重心当然是在“诗人何为”。不必说，这一永恒追问也构成了我写那篇卷首语的动机；始料未及的只是，它居然同时又成了导致我元气大泄的契机。我以黑体标出引文中“一味地”三字，是为了突显那“黑夜”之野蛮，之不管不顾的非理性性质；而我在拙文中倡言当下的诗人们“不妨更多信任经验、常识、良知和理性”，则远远谈不上是一个完整的应答，充其量是想提供某种对冲、制衡的选择。但是，它真能达成这样的功效吗？

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初次读到这句话曾让我热血上涌，面皮发麻（那时还足够年轻）；然而，去岁再次读到，却让我忍不住地浑身颤栗。是的，“必须有入于深渊的人们”！在海氏的上下文中，这样的人们是指像荷尔德林、里尔克那样的诗人；问题是，在今天，在这样一个既非黑即白，又黑白不辨，唯有精致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还会再出现荷尔德林、里尔克那样的诗人吗？怀以这样的期待，是否不仅是某种奢望，还是某种残忍？而更重要的是，所谓“必须”，究竟是论者假托的历史律令还是生命本身的美学承诺？我们都知道进入“深渊”的荷尔德林为此付出了怎样的代价，那么，据此自问似也成了某种“必须”：你是否真的已准备好付出同样的代价？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只好头晕眼花，遁入虚无。这似乎足以反证，正如我曾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其实一直行走在精神分裂的边缘。当然，说“遁入虚无”有点夸张，事实上也做不到；我能做到的，就是老老实实地向自己承认，以我当下的精神状态，根本无力应对“诗人何为”这样具有终结意味的追问，因为混乱并不能澄清混乱：与其纠结于那些力所不逮的问题，不如放下一切虚妄不实、大而无当的想法，在混乱中继续我日常的修炼；与其挣扎于那些雄辩滔滔的宏论，不如更多关注同代诗人的作品——毕竟，后者才是“应对”的现在进行时。海氏的另一段话于此似乎更深得我心，我甚至从中发现了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宅心仁厚：

有一件事坚定不移：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夜到夜半，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之所。（以上引文均据孙兴周译本）

这当然不能构成我悬置那期卷首语的充分理由，但我之所以当期推荐了草树的长诗《摩阿记》，又在惊悉邵燕祥先生去世的第一时间，紧急组织了“纪念邵燕祥先生特辑”，确有这方面的考虑。据以类似的想法，本期我要特别推荐诗人杨炼的长诗《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以下短评可视为我的推荐语，希望它同时也中我参与那“必须”的应对方式和“所能到达之所”。

更精致的形式，更邃密的哲思，更巧妙的结构，更强韧的肌质，更苍劲犀利而又气血饱满的语言——时隔多年，杨炼以最新力作《一座向下修建的塔》，再次刷新了其创作高度和个体诗学，并以1：1的尺度 ，更触目地突显了其“与死亡对称”抑或与历史对称的诗歌抱负。正如七个诗章的“七”在时间上兼指中西传统的“创世之初”一样，诗中那棵贯穿始终的“铁树”，作为“塔”的同位意象，也在空间上隐喻着当下艺术行为的生成原理和关系实质。据此营造的本文语境看似封闭，却同时拥有全方位的开放性：一种渗透在不同场景和记忆碎片中的“向内的轮回”，既敞向又凝聚起诗人多层次、多角度（历史、文化、现实、身世、自我、诗艺），历经汰洗的复杂感受和思考，穿越巨大的虚无、浩瀚的孤寂和刺骨的沉痛，因“从内部咬紧唯一的日子”而坚定地指向诗不变的处境和命运深处。不难辨识出，这座“向下修建的塔”，很大程度上乃是杨炼诗歌的原型图式，即动态“同心圆”的变体；但更值得注意的，或许还是“嘲讽”，尤其是“自嘲”作为解构元素前所未有的融入（“谁说我不是谎言的芯片”）。透过我们熟悉的那种悖谬句式，它进一步强化了诗是对话和潜对话的证道性质，带来了新的活力，并使我们更从容地记取诗的教导，“把不可忍受的世界忍受在内部”。

                                                     2021，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