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家好友严歌苓，1984年写了一篇小说佳作，标题叫《倒淌河》。这个名字，来自高原上一条自东向西流淌的河流。它既写实、又象征，一条自然之河可以倒淌，一个人生或许逆反希望而动，那谁能说，历史没有“倒淌”的可能？好的诗歌意象，永远在唤起对命运更深的理解。

    歌苓的另一部小说《陆犯焉识》，已经被张艺谋改编成两部电影《归来》和《一秒钟》，前者大获成功，后者刚刚上映。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这部用严歌苓原著改编的电影，却没有原作者的名字！《一秒钟》像个神偷，妙手空空，连毫毛都不需要，只朝虚渺处抓一把，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便凭空而来。这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一个影子，却看不见谁投下了影子。也许，更大的切除术中，这影子只能是鬼魂？谁被刀斧盯上了，就只剩被“咔嚓”掉的命运。

     歌苓作品广受喜爱，决非偶然。在我们认识的中国著名作家中，她是唯一真正读完美国大学创作班者。那里，闯外语关，苦读原著，是必修课。中国体验，必须在世界文学资源中反复打磨。一切的根基，仍是真诚一词。全身心投入人生处境，路见不平仗义直言，都在考验人的真质量。倘若平时招摇漂亮的空话，利益相关时却顾左右而言他，一言以蔽之，假货而已。

    若用一个词概括这2020年的世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作弊”。全球就像一所乱了套的小学，课堂上老师撒手不管，学生们尽情吵闹。考试时交头接耳，彼此抄袭，交出的考卷，全是赝品。

    今年世界的第一大事，当属新冠病毒无疑。整整一年，封城封国，可封不住病毒源头之争。中国说、意大利说、蝙蝠说、果子狸说、人工合成说、实验室外流说、细菌战说……沸沸扬扬，小病毒甚至牵出了大贸易战。但，那个“零”号原版在哪里？莫非它真是个“零”？普天下恶浪滔滔，却没有源头？

    一向信用度极高的美国大选，投票结束一个多月了，至今谁胜谁负，还在“作弊”与否的噩梦中。所谓主流媒体一边倒的宣传，越轰鸣越可疑，众目睽睽，看到的远不止谁入主白宫，却是“民主”概念面临的挑战与危机。

     BLM（“黑命贵”）和安提法，名目颇为响亮，可出现在电视上，却让年龄大点儿的中国人无比熟悉：这不就是“文革”红卫兵吗？换个肤色，打砸抢的疯狂却毫无二致。人类文明的法制根基，还要倒退到哪里去？

    环绕在我们身边，“咔嚓”声堂而皇之不绝于耳。文人奋笔？你等着开除饿饭吧。聚众抗争？水龙已早早伺候。还想“王师北定中原日”？可连脚下孤岛，也无非历史弃儿。生命的意义，清清楚楚在眼前倒退……作弊，甚至无须借谎言遮掩，它变得习以为常，乃至成了生存的前提。唯一留下的“选择”只是：加入犬儒之辈，认命，缩头，闭嘴————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作弊而不知耻，犯罪却振振有词，显示了人类价值观的彻底混乱。何为真？何为假？何为诚实？何为虚伪？何为美好？何为丑陋？是真不辩善恶？或利益加恐惧下的装傻充愣？作弊的现实，建成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大一统。它抹去国界、语种、文化之别，暴露出毫无二致的人性黑暗，一种我们内心里的茫茫无边。

    当呼吸只是憋死的另一种形式，谁“活着”能不压抑、沮丧、绝望？

    那么，诗歌呢？诗歌怎么办？

    今年毒疫封门，让我写出两篇大文章：《屈原诗，隐没的源头》和《历史的忧郁——屈原诗的流亡母题》。田庄兄曾说我“只粉屈原”，这些文章也算还愿，探究了“粉”的缘由。第一篇文章发表后，田庄兄发起，秦晓宇主持，一些诗友进行了一次三十六小时网上不间断研讨，题为《杨炼‘思想之诗’创作理念网络探讨会》。这个马拉松式的跨时空活动，本身就是个观念＋行为艺术，而参与者投入的程度、思辨的水平、争论的热烈，都令本来没抱太大希望的我大大惊艳。因为整个活动全用笔谈，所以也方便整理，全部文字已经发表在本期幸存者的理论／评论栏目里。有心的朋友，请移驾前往观看。

    屈原诗是整个中文诗歌史上一个特例。在我看来，仅凭他《天问》、《离骚》、《九歌》几篇长诗（组诗）大作，已足够支撑“思想之诗的传统”这一概念，并以此与“抒情诗传统”相拮抗。在诗人数量上，这两个“传统”毫无可比性。“思想之诗的传统”自屈原始，也到屈原终，2300年一人而已。“抒情诗传统”的诗人、诗作则浩如烟海。但，诗歌哪里是靠人数填塞的？它的价值，只能在质量。在我看来，《天问》的提问者精神，《离骚》的空间诗学理念，每首屈原诗不可替代的形式创造，令“思想之诗”充实无比。先秦诸子百家中并无“诗家”，但屈原诗用最具穿透性的语言，直抵存在之根，从而成为先秦思想之集大成者。

    很遗憾，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汉代以后，以政治的钳制维护思想大一统，陷“提问者”于大逆不道，“思想之诗”的传统湮没无闻，而抒情诗传统一支独大。个中原因，在诗歌的思想骨髓已被抽空，徒有泛滥的言辞、美丽的形式，而灵魂日渐萎缩，几千年来畸形发育，终于沦为插在权力屁股上的空话羽毛。中国古典抒情诗传统的病毒，至今传染不衰，每天冲刷着网络的文字大潮，思想之薄形式之烂，一望可知作者根本不在乎“为什么要写？”我们不是诗歌大国，只是垃圾大国，“抒情”的别名叫宣泄或排泄。

    “思想之诗”的传统，在今天能否复活？我以为，能。而且，必须。

    危机意识，是思想之诗的产床。事实上，恰是深刻的危机感，激活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也唤醒了千载沉睡的思想之诗传统。面对严酷的现实挑战，古代文人的格律点缀远远不够。破门而入的西方文明，更非轻描淡写的异国情调。中西猛烈碰撞的汇合点，恰在“思想”一词上。思想之目的，不在区分优劣，而是如何整合？由是，二十世纪中文诗写作，远非“国家不幸诗家幸”的被动和简单。它是一种主动进取，重新赋予诗歌思想的意义和能力，在历史风暴中，把握人性、敞开语言、打通文化。这新一轮立足个性、自我的“百家争鸣”，重启了全新的、世界意义上的中文文化和诗歌。

    屈原诗的先声，终于在两千余年后荡起迴响。“思想之诗”的传统，首先体现在写作的整体自觉上，即使数量占绝大多数的抒情诗，也不再能套话连篇。更打眼的是，长诗之勃兴，令屈原诗喜获直系后裔，这“失传”两千多年的诗歌形式，汲取了中外丰沛的文化血缘，再次成为当代中国的思想载体。本期幸存者诗刊长诗（组诗）专号，恰逢1920年《凤凰涅槃》发表一百周年。其间无数家国事变、历史风云，激发着诗人们奋笔疾书，在时间巨碑上，留下一首首长诗的刻痕。这里的象征意义，是诗歌的，更是思想的，合称之，就是“思想之诗”的！

    这个让幸存者长诗专号应运而生之“运”，乃厄运乎？幸运乎？端看你选择哪个视角。环顾作弊的现实，难免令人悲观。可诗歌之抖擞，又振奋着内心。归根结底，本质的诗意，仍在自己身上。我希望，从这些长诗（组诗），可以看出诗人们对丰满经验、深刻思想的追求，否则诗作就会被长度压垮。换句话说，你自身有多丰厚，诗作就能多稳固。人，于是“虽九死其犹未悔”。哪怕执刀者决不想放弃那声“咔嚓”，但我早说过：“一本书可以被杀死，但杰作——永远不会！”生者性命有尽，文学价值无穷。杰作哪是小小权力窃据者禁得了的？我只想说，至暗时刻，也百年一遇。优秀的文学，同时是索命的咒语，谁也逃不出它的裁判。屈原诗就是佳证，忍受两千年孤独又怎样？我们今天尊之为自己的当代传统，它才是胜利者。

    限于篇幅，我就不细节介绍本期作品了。在《屈原诗，隐没的源头》最后一节，我曾提出判断当代中文诗的三要素：观念性（拓开诗歌意识）；实验性（更新书写方式）；经典性（凝聚判断标准）。它们也是对本期作品的要求。无论主编推荐、诗作、理论、翻译等等，内中都渗透着这些要素。稍玩笑一下，如果当代中国是文化混血，当代中文诗是良性杂种，那么当代中文长诗就该是独一无二的优生儿。原因很清楚，我们有屈原诗的高标在前，既然能学其上，为什么放弃对自己的要求？！

    “这行诗就是我的汨罗江”①，管它正淌倒淌，历史唯一记住的形象，只是悬崖上诗人那纵身一跳！

    ①摘自我写给屈原的诗作《大夫  我是你身边一滴水》

    杨炼

    柏林，202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