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屈原之谜——灵均之实 屈原生平之谜，或许永远不可破解。 2019年，当我着手写组诗《大夫，我是你身边一滴水》，随手一翻资料，顿时被屈原身世之渺茫、生平之混乱所震惊，不说别的，仅著名学者推算的出生日期，就多达十二种：公元前366、355、343、340、362、339、353、351、342、341、336、335……①这还不算没浮出水面的、民间或私人研究的成果。太多猜测，最后只剩一个答案：没有定论，全是猜测。诸多猜测中，人们可以信手拈来、各取所需，连我也不能免俗，那年九月，我获得意大利Sulmona国家文学奖，需要写一篇受奖辞，因为Sulmona是古罗马大诗人奥维德的故乡，而奥维德和屈原的命运如此相似，都深受流亡之苦，又以最深切的流亡体验创作出超越时空的经典作品，故而屈原简直是我的先天依托，且不说我自始就把他当做一位精神向导呢。幸运的是，奥维德出生日期很确定：公元前43年。而说来也巧，我第一个查到（碰上的？）的屈原出生时间，赫然是公元前343年（诸君请看，上列屈原诞生日期中，就有公元前343年在），就是说，一个可能，屈原不多不少早生于奥维德三百年前，他堪称一位奥维德跨文化的三百岁大哥！屈原自沉汨罗，奥维德客死黑海，都引来古今中外文人雅士多少浩叹，但也同样，令不同文化的诗歌思想者获得激励，在被杰作印证的厄运之途上前赴后继。这样的受奖辞，当然讨好，奥维德的乡亲们，顿时把我认作他乡的故知、久别的归人，让我好好享受了几天美好的乡情。感动之余，我也不得不承认，幸亏屈原有那么多“可能的”诞辰，让我这公元前343年的说法，没沦为纯粹杜撰。但，此外那十几种“说法”呢？又有哪一个可靠？我算一个坦白的案例，可又有多少人纯然图方便，顺手拿一个日期说事，却毫不在乎偏离“事实”多远？ 和屈原出生日期相同的，还有他的出生地、寿命、一生的确切经历，甚至自沉的地点和时间。出生地，有秭归说、南阳说、汉寿说、临湘说、巴陵（岳阳）说、汨罗说、奉节说等等。屈原的官职，公认的有左徒和三闾大夫，可那职位究竟执掌什么？两个职务孰先孰后？为何更迁？却众说纷纭，终于无解。屈原的流放，有诗为证，本来似乎无可争议，但看看历史界、学术界，却争得不可开交。流放事件，有流放一次说、流放两次说、未被流放说三种。流放到哪里，又有江北、江南、先江北后江南，或仅仅被“迁”职位、从未被“逐”出都城诸说。屈原的自沉，该是他经历中最璀璨、也最笃定的事了，他这番决绝之举，上令司马迁感痛于衷：“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泣”；下使百姓滥觞于俗：端午节、包粽子、划龙舟，年年阴历五月初五，“大夫”的名号下一片欢腾。但，大夫跳下去的，究竟是哪条江？他沉在哪片粼粼水波下？却也没有定论。震于司马迁大名，大家基本接受了汨罗江这个归宿，但学术界还有另议：屈原从未到过江南，彼汨罗江非此汨罗江，“屈原的”汨罗江原在江北汉水一带。关于屈原的卒年与寿命，与出生年月相似，也是混淆不清，卒年从公元前290年到公元前278年之间，前后相差12年。就是说，从公元前366年那个他最早的生年猜测，到公元前278年那个他最晚的卒年猜测，期间88年的岁月，屈子生平如一尾小鱼的身影，隐现在笼而统之的浑水中，好不模糊也！ 屈原生平之谜，或许永不可解。关于这，最令我信服的明证，仍须回到中文史家之祖司马迁，他的《史记》，公认的立论清晰、求证严谨、文笔精确，有一说一，决不随波逐流，敷衍成章。他为写《屈原贾谊列传》，“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这一“适”一“观”，含括了数千里跋涉的亲历亲为，只为确认第一手资料，可终其文，太史公绝口不提屈原生卒年月，非不愿也，乃不能也，盖因屈原当时，谁为逐臣罪身留言立传？尤其他最后“被发行吟泽畔”的孤独流亡，更难留下确凿旁证，加之楚国遭暴秦所迫，数次迁都，王室典籍，被焚又被掠（谁知道秦始皇陵巨大的封土堆下埋藏着多少故事！），因此他虽距太史公寥寥百余年，相关史料已湮没无闻。太史公对这位“悲其志”的隔代同命运者，何尝不想为其廓清迷雾？但史家忠直，又胜感情，想见他行文至此，怎能不掷笔长叹？！ 然而，生平之谜不可解，是否影响屈原诗之伟大？当、然、不！不仅不，某种意义上，更提纯、凸显了这些诗作的文学本体意义。 无独有偶。在此，请容我稍许离题，借中文文学史上另一部旷世杰作的命运，给屈原诗做一佐证。这部杰作，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 谁不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再追问一句：兰陵笑笑生是谁？能得到的只是一片哑然。简直而言，兰陵笑笑生是“无人”！尽管古今学者，搜肠刮肚，翻遍正史野史，提出不下十五六个“可能”，其中不乏名人如李渔之辈，但倘若把《金瓶梅》输入电脑，以其为标准，从小说题材、立意、规模、结构、人物、心理、语言、风格……一句话，思想与文学创作力，和有明一代所有文人做一番比较，看哪位符合、哪怕近似这件作品？结论是：只能失望！因为根本没有！这还不算《金瓶梅》最绝的一手，为切断和任何“现实”的表面关联，兰陵笑笑生甚至不屑给出哪怕模糊的背景，却只从另一部小说中信手拈来两个人物（《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西门庆），引申蔓延，就完成了一部大作，写尽了古往今来的人生处境、人性险毒。由是，《金瓶梅》又是一部（世界最早的）“元小说”，它的艳、美、色，一言一行，无不是一场场生死搏斗，渗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剖析力度，称其为第一部中文现代小说，何愧之有？ 谁写了这部伟大的开山之作？遍查史料，空无一人。对此好奇者，请参看我一篇拙文，题为《我，兰陵笑笑生》，这虚构之虚构，借兰陵笑笑生第一人称，揭破天下第一谜的谜底：不是别人，恰恰是“我”自己，在完成《金瓶梅》后，抹去了自己存在人间的一切痕迹，或隐遁、或更名、或自沉（为什么不？），令“我”身后，奇书如千古之谜，世人只能瞎猜。呵呵，“兰陵笑笑生”，这笔名就是密码，掷书之后，“我”回看世人惊羞恐怒，一笑再笑，掉头而去。这“笑笑”，乃一对待现实极尽轻蔑的态度，与屈原之自沉相同，与“流亡”之本意相同——一种拒绝，决然、彻底。 中文文学也奇了！莫非诗歌史、小说史两部开端兼巅峰之作：屈原诗、《金瓶梅》，竟都出自乌有之手？只如一线鬼魅、一个幻影？ 幸好，文字在，文学在。 屈原传记的诸多元素中，我认可的只有一个，他的字：“灵均”。这也是他自己在诗中明确提及的唯一名字（《离骚》：字余曰灵均）。此外，甚至姓名，亦多有出入，屈原诗中，明明写着“名余曰正则”，可连司马迁，都混用平、原之名。这究竟怎么回事？说到底，传奇就是传奇，从人物、生平到姓名，不可考亦不必考，他像浩浩大江中一滴水，你说他是哪一滴？不是某一滴又是每一滴，这才恰合“灵均”之名。许慎《说文》解：“灵”者，巫也，楚人名巫为灵，引申意为灵魂、精灵、亡灵、神灵，最早字形见于春秋金文，本为楚方言对跳舞降神之巫的专称。同样，“均“者，《说文》谓均、平之意。这些阐释，是不是几乎专为屈原而写？ 对屈原而言，何为“灵均”？除了他那些通天地、贯神鬼、跨生死的绚烂诗作，还能是什么？屈原之灵，是他的文本，他的文本之灵，是渗透在他所有杰作中的精神、思想和风格，宛如一个血统般，构建起一个既无边无际、又凝聚合一的语言宇宙。所以，《屈原诗》一词，必须加书名号。这里，“屈原”只是一个借代，指向那个由纯粹文本合成的、精神境界一以贯之的作品整体。作者的人生经历可以模糊，但作品传达的经验、感受、思想、风格和语言必须清晰无比。这文字之灵，活在它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中。它体现于美学，又升华为思想，或许二者本来就是同一回事？ 一如《金瓶梅》，有明一代文人，没有一个配得上写出那部大作。同样，《屈原诗》绝对不该笼统归入《楚辞》。司马迁所悲之“志”（诗言志之“志”）中，那震撼千古人心的人生慨叹、人格洁癖、高傲情怀、璀璨表达，说白了：没有第二人写得出来！司马迁不屑提及的“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谁配得上《天问》、《离骚》、《九歌》、《涉江》？它们必出自一人之手，是一个命运、一颗心灵、一位天才、一次血祭的结晶！因此，“屈原”——“诗”，这个单数全称，才是2300年中文诗歌长河的个性源头！它不需要倚仗外在的地理和时间，它依托的，仅仅是自己的内在深度，并在滔滔岁月的淘洗中不停被验证。屈原诗，既写于远古，又写于我们当代。它不是国际拍卖场上的出土古董，它的思想仍对当下有效，甚至对不同文化充满启示，这“灵”才真正活了！这“均”也融入人类，继续敞开全球化语境的当代意识。 回到文本，深入文本，下潜到那些诗行的汨罗江深处，读出——发掘出屈原之灵、汉字之灵、中文之灵，乃至最广义的诗歌之灵，是当代中文诗人的天职，不如此，大夫就还得忍着寂寞，沉在又冷又湿的水下，在水面上一片龙舟的锣鼓喧天中哀哭。我们自己入宝山而空手归，置高标于盲瞳侧，只能怪自己的贫乏和苍白。守着屈原大作，当代中文诗人配得上“孤独”那个宝贵无比的词吗？ 1984年，当我完成了组诗《半坡》、《敦煌》、《诺日朗》，需要给它们选择一个诗集总称，灵光一现，屈原诗中那最短的一首（有人说不能算“一首”），跳入我的脑海：《礼魂》！这个“魂”字，直接与“灵”相通，它突破时间，包容时间，集古往今来于一身，恰恰吻合了我从文革插队的黄土地上汲取的经验深度；而那个“礼”字，凸显出人生的仪式感、诗歌的形式感、精神的超越感。归根结底，诗之本义，正是思想的形式；诗人之本义，该是诗人思想家，尤其生逢如风暴无尽动荡的乱世，更必须如此。凭借诗集《礼魂》，我冥冥之中已经选定，屈原诗和我的创作间那个精神血缘，它绵延了三十多年，至今未改。捧读灵均之诗，永远有一股浩荡美艳之气，自顶上灌来，灌入我写下的每个字。我们的诗，正是灵均唯一的归途。 “以死亡的形式诞生才真的诞生”（杨炼：《YI》）②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屈原：《礼魂》） ——灵均，魂兮归来。
|
二零二零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