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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问》——诗人思想家的定位 1999年，意大利，我的第一个国际诗歌奖——FLAIANO国际诗歌奖——给我出了个难题，我的受奖辞，应该以“科学与文学”为主题，赫，天知道什么灵感，让我直接找到那个标题：《提问者》，并把它写成了一首献给屈原的小小颂歌： “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阴阳叁合，何本何化？”整个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署名诗人屈原的《天问》——一首问“天”的长诗，从宇宙起源，经自然万物、神话历史、现实反思，到诗人自我，一百七十多个提问，却无一句答案。正确地说，诗之递进，在以问题深化问题、以问题“回答”问题：每一个更深的疑惑，涵盖前一个。屈原，这位中国的但丁，一开始就握紧了文明生长的根源：用每一个问号的光，点醒一个新的世纪。 一个专业提问者的姿势——一种提问的器官，是科学家和诗人最深刻的契合点。一个公式或一行诗句，都在幽暗中触摸，那个“已知”的边界在哪里？从远古某只毛茸茸的爪子，开始打造一块石头，到电脑键盘上弹奏的手，世界变了，令人眼花缭乱地变——可又没变：“提问”的方程式始终如一。我感到有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流：科学的提问，把外在世界不停转入我们的意识；而诗的提问，则把内心打开成可见的风景。我们不得不问——因为失重和晕眩，人是这个星球上速度变化最可怕的动物，仅仅几十年，就已从天空俯瞰大地，并跃入了星际，但同时，与自己的距离却丝毫不曾缩短：“我是谁？我存在吗？”《天问》狠狠追问着发问者：“我知道什么？”好像为了反衬人的渺小，持续的创世，末日一般漫长。 在我看来，这正是意义：面对无限，而不放弃提问。那意味着，从承认未知出发。培根的名言：“知识是力量”，从提问者的角度，应当修改成：“承认无知就是力量”，而首先应被承认的无知，恰是我们对自己弱点的无知。一个更苛刻提问的理由：人的外在自由，如何从争取内心自由开始？怎样把所有摸索转为突破内在的限制？——所有提问只是一种反问！屈原《天问》的精神视野，远超过最高倍数的天文射电望远镜。承认无知，已包含了创造的前提。这是“伟大的无知”，以一个巨大的问号为圆心，像不停摇动一杯水，形成一个透明的同心圆，不断侵入所有思想的既定秩序。用重重变形，不停提示那个古老的起源——隐含在文明最深处的“提问者”本义。 我提到《提问者》，并非仅仅为炫耀，而是因为“提问”一词，如此犀利尖锐，如一柄激光剑，刺穿了数千年隔绝在古今中外文化间的雾障，一举确定了我们的思想定位：诗，一个永无休止的提问，诗人，一个不知疲倦的提问者。没有“问”之能量，所谓传统，就是假的，只剩空洞的躯壳。所有文化，概莫能外。 在中文传统中，第一个（或许也是最后一个？）清晰击中这要害，并迫使我们不得不正视、深思这个思想传统的，正是《天问》。 提问的能量，远超回答。因为，回答是封闭的，提问是开放的；回答是确定的，提问是探索的；回答是整合知识，提问是激活思想；回答是应对的句号，提问是挑战的问号。恰如另一位毕生提问者、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些试图回答《天问》者，如柳宗元之《天对》，无一不像揽镜自照，结果却落得自惭形秽。 那么，《天问》之问，精彩在哪里？ 《天问》的研究者和文字，汗牛充栋。我细查那些不吝热捧的喋喋不休，却发现，没人（至少我没看到）注意到它开篇那个字“曰”——“曰邃古之初”的“曰”。《天问》的现代译文，要么仅把它当作发语词，无意义；要么给它一个“请问”之类语焉不详并重复的解释，或干脆省略掉这个字③，开篇就说“远古之初”…… 但，在我看来，这个“曰”字，恰恰是一把最关键的钥匙，能打开《天问》宝藏的大门。 “曰”者，言也、说也。它不是虚字。“曰邃古之初”，必须被清楚译成：“说是（都说是）宇宙之初”，这里，“说是”极为重要，因为没有它，后面“谁传道之”——谁说的？——就不成立。这一“曰”一“传”，使《天问》第一问，振聋发聩如盘古开天地，却又比看不见摸不着的开天地更有力，“曰”，把问题直接提到了言、说的根上，语言的根上，人类文化之根上。“谁，说，的？！”世间万物之命名，可不就是一“说”？诸子百家、古今理论林林总总，可不都是一“说”？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维特根施坦有“一切哲学问题，都是语言问题”，而《天问》殊途同归，当头“曰”来，把宇宙起源，归结于人类、归结于语言，这一问，廓清了存在的弥天大雾，直指人本身、语言本身、“问”本身。倘若天地万物都被语言含括在内，那么，谁又能在世界之外、之上对我们言说？ 这里，不妨比较《圣经》在同一问题上的态度。《创世纪》起始一段，同样与“说”有关：“……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耳熟能详吧？但，“说”虽相同，怎么说却大相径庭。《圣经》之说，一锤定音，确凿无疑。神的口中，哪容疑惑？祂在，祂的声音就是祂的旨意。祂说要有光，光就存在了。祂无边无际、恒常不变，祂说出的光，也自然而必然地拥有同一性质。那么，人呢？人是聆听者、接受者，人的功用，是沐浴那光、承载那恩泽。人如草木，岁岁枯荣，但自神口中起源之光，则辉耀人类、乃至万物绵延的无数世代，我们该无尽感恩地生存于那个肯定句中。 《天问》几乎彻底反其道而行之。 《圣经》：神说；《天问》：谁说的？《圣经》：神无需语言学，祂就是最高语言学；《天问》：人能“曰”，也能被反问。“都说是”，难道就是吗？谁决定是？且必须是？屈原在此，完全是一个站在地面上的人，有呼吸、有血肉，会烦恼、会困惑，他不是祂，不接受塞给他的现成答案。他的提问，与世间众人完全一样，充满常识。“从前有座山，”“‘从前’是什么时候？”小孩子会问。他不知道，他正提出一个天大的问题。与《圣经》神学相比，《天问》是人学，或许太人性了，以致非诉诸极端个人的声音。“曰”，说文解作口之气也。此口确定无疑是人之口，所吐之气亦人之气。《天问》开宗明义，确立了提问者的位置：人的——个人的；语言的——哲学的。它不皈依神学，它恪守人文的本质。 因而，连汉代王逸也太小家子气了。他理解《天问》，仅达到“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的程度，殊不知，《天问》中提问者的姿态，比“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天”高得多，并非天尊“不可问”，而是提问之人与天并肩，盖因人是一命名，“天”亦一命名，所有命名无非传说矣。“谁传道之？”醍醐灌顶，彻底颠覆古今因袭的人云亦云。《天问》之“天”，并非仅指一物，必须作万物解。由是，问天即问万物，问万物须通过问万物之名，最终，万物之名皆备于我——煌煌《天问》，曲曲折折，其实通篇都在追问自我！这里的哲学深度（注意：不是形而上的玄学，而是对现实真正的哲学反思）及充分之表达，2300多年后，才在西哲如海德格尔、维特根施坦那里获得迴响。 一个“曰”字，引出我如此浩繁言辞，太多了吗？一点儿不！《天问》，问天，问万物，问语言，问自我，归根结底，它的潜台词始终未变：确立诗意提问者的定位。这里，可能还应该加上一个定语：“永恒的”。 作品才是证明，欲求《天问》之伟大，别无他途，还得回到作品本身。 我在早年的文章《智力的空间》中就曾谈到：结构是一部作品最深的表述层次。犹如但丁之《神曲》，有多少人逐句读完了那部巨作？但又有谁，在知晓但丁用地狱、净界、天堂“一个人审判整个历史”后，能不为其精神力量所折服？这“一个人之宇宙”的定义，用到《天问》上，毫不过分。 《天问》全篇，提问是贯穿的原动力，命名（万物）是反思的对象，自我是思想的最终落点。 古今学者，对《天问》（以及其他屈原诗）的语言出处多所考证，这当然重要，但对我来说，通过分析文本结构，把握屈原诗的整体精神，才是体悟屈原诗价值的第一义。无纲则目不张，思想理解没到位，仅埋头经营训诂考据功夫，不免窥一斑而失全豹也。 我把《天问》结构，分为五大部分：1，创世篇；2，天地篇；3，神话篇；4，历史篇；5，自哀篇。 1，创世篇： 从“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起，至“阴阳叁合，何本何化？”，共十二行六问。此篇直指全诗核心字“曰”，一举揭示神话的虚构本质，把宇宙创造之“神”力，推回人类言说的问题。一连串提问：“谁传道之？”“何由考之？”“谁能极之？”“何以识之？”“唯时何为？”“何本何化？”既问宇宙起源，又问变化规律，所有问题，无一玄虚飘渺，都是我们每个人的理智可能提出的。屈原就像一个现代科学家那样仰望星空，深邃的目光，注视着、追问着宇宙最深处那场大爆炸。 2，天地篇： 从“圜则九重，孰营度之？”起，至“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共二十四行十五问。此篇接续上篇而来，宇宙既创，而四维如何营造？世界怎样安排？八柱九天、日月星辰，都在此一诗歌蓝图中。此篇语气急促，节奏紧凑，四行一换韵，如音乐急板，最紧迫时：“幹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连续的鼓点，一声逼迫一声，狠狠掀翻了流传千古、仿佛笃定无疑的天地体系。 3，神话篇： 从“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起，至“羿焉彃日，乌焉解羽？”，共七十六行四十九问。天地之间，神话存焉。此篇又比前篇更长，语气急徐相间，问中夹叙，叙而又问，先四行一换韵为主，自“何所不死？”至终，忽然变成二行一换韵，步步紧迫，于诗歌形式中，不知不觉囊括了一部《山海经》。“黑水玄趾，三危安在？”也许因为我早年去过敦煌，写过三危山，知道那里距中原（特别是楚国）多么遥远，所以《天问》知识震波辐射的广度，对我特别奏效。 4，历史篇： 从“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起，至“易之以百两，卒无禄？”，共二百四十四行九十二问。此篇又可以命名为讽谕篇或籍古谕今篇。《天问》之中，此篇最长，而行数与问题数目之比，又反差最大。一问之间，拉开最远，节奏相对徐缓，所以也可读作慢板乐章。但同时，因为历史资料，又较神话切近，屈原在此，更清晰地借用历史，讽谕现实，几乎无一句不慨叹古人，暗示（或明指）当下。纵览此篇，最合我所体悟的“天即万物”之理，古往今来，一切历史皆是文本，一切历史都无非是当代史——且只“说出”（重写）了现在。这是不是又现代得不得了了？此篇韵脚，基本规范为四行一换，但到最后十二行，句式突兀一变：“中央共牧，后何怒？”以后，一口气连问“力何固？”“鹿何佑？”“萃何喜？”“弟何欲？”声声都砸在那个逼迫诗人流亡的绝境上——被“说出”的，就是现在啊！诗人一问再问，这才是谜底。 5，自哀篇： 从“薄暮雷电，归何忧？”起，至“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共十七行七问。《天问》结尾，历来有争议，盖因年代久远，错简难免，历代都有人试图重置梳理，近代极端者如谭介甫先生，干脆给他的著作冠以《屈赋新编》④之名，“编”而造之，无中生有地给《天问》结尾加上一个“乱曰”：“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这前二句收得精彩，可后二句怎么解释？谭先生不是研究，更像杜撰！对我而言，品读这段，当着眼于起句点出的“归途——归宿”，和中间“悟过改更，我又何言？”那振聋发聩的一问，这才构成了《天问》的真正落点。《天问》巡游九天八极、四海五湖，终于返回实处：诗人之所在、自我之所在。一个九死一生而挣脱不得的命运。言辞滔滔，改变不了宿命的残酷，诗歌千呼万唤，可最终，薄暮压顶，雷电交加，所归何处？能归何处？谁能挣脱那句“我又何言？”的千古之叹！夫复何言啊，屈原诗2300年前为古今（中外）诗人发出的慨叹，至今余响不绝。诗人并非不懂，性格决定命运。高洁的自我，乃一切厄运之肇因。所以，“我又何言？”出现在长诗终结处，不该仅理解为对他者（君王？）所说，这正是诗人中夜自问，给一个死结的无解之解，也是对诗歌美质的终极肯定。《天问》自一“曰”字起，至一“言”字终，首尾之呼应，还可能更完美吗？“都说是……我还能说什么”？这两问之间，是不是含括了整个人类文明史的沧桑苦衷？而更棒的是，在命运的终点上，并没有一个屈服的句号，它仍被赋予了那个大大的问号，尽管，那只是一个无奈的反诘。 从文学角度讲，上述五篇的精彩之处在于，它们并非以线性叙述相连，而是一种层次的叠加。它们的结构，建构起一个诗作内部自洽自足的空间。这些层次，彼此渗透，构成互文，又在在指向同一个精神焦点，不停加深（加强）“提问”的质量和力度。这个空间诗学，还将在中文诗歌传统中延伸数千年，并以七律等形式臻于完美，可惜，《天问》的后来者，囿于汉代以后大一统思想控制，已完全丧失了创始“提问者”的决绝和彻底。《天问》之名，人人皆知，可《天问》精神，早成绝响。屈原诗的思想、美学传统，迄今为止，仍只是一个人的传统。“灵均”，创建了它也终结了它。尽管如此，种子已经播下，“提问”基因不会灭绝，它潜移默化，已渗透进了我们的生命和诗歌，并在所有语言和诗歌的血液里打上了永久的戳记。只要贴近一切诗作精品，就一定能听见《天问》的迴响余音。 我遍览古今中外文学史，找不出第二件能如《天问》更精确地给诗歌定义者，故此我不得不承认：《天问》的地位，千古独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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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