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圆明园诗社可以说是第三代的代表吗？
圆明园诗社因为没有形成自己的一种审美流派，诗人有各自的风格与审美，所以他们写的诗就不能作为一个流派在诗坛里立住脚。这么多年之后，雪迪、殷龙龙，他们两位的诗可能慢慢的以后会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价值；大仙儿后来也不怎么写了。黑大春到现在彻底隐居，基本上近二十年都没有什么有影响的诗歌发表。他跟我们都很少来往。
A在诗歌创作方面，圆明园诗社当时没有什么影响，黑大春算是影响比较大的诗人了，他的诗作有比较独特的特色，被北岛称为最后的浪漫主义。但是在做诗歌朗诵会活动方面，圆明园诗社是第三代里边独一无二的。因为我们有在北京的优势，所以在北京的各大院校举办了各种大型的诗歌朗诵会，邀请了以北岛为代表的很多著名诗人，包括外地的诗人，像梁小斌、裘小龙等人，我现在说不出很多名字，总之就是很多外地的诗人都到北京来参加在大学举办的朗诵会。这些朗诵会同时也请了北京的老诗人、老的理论家，非常多的老诗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他们都是同情朦胧诗，同情现代新诗潮的老艺术家。他们可能跟艾青也是有分歧的。圆明园诗社谈不上什么地位吧，但是呢，圆明园诗社在大学生中间对朦胧诗的这种普及，在现代诗的这种活动上，是独一无二的，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影响很大。在北京的这些大学，像北大、北师大、人大、中国政法大学等等，都举办过活动。当时的诗歌朗诵会，在大学的礼堂里，非常轰动，爆满，没有座位的站在过道里，坐在窗台上，像现在的歌星演唱会。包括西川、海子、沈浩波、伊沙，这些现在比较有名的诗人，他们当时都是学生，都应该受到了影响。后来在诗坛有点名声的这些诗人，肯定都是在下面听过诗歌朗诵会的。
A没有像专业团体演出那么正规，都是很随便的。当时就是邀请来的诗人逐个儿上去朗诵，而且朗诵的形式各式各样。像北岛、芒克，他们都是很规规矩矩地拿着诗稿在念、在读；还有梁小斌，他朗诵他那个《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他是念一篇就扔一篇。刑天呢，就是背对着观众坐在舞台上，先是黑着灯，然后灯亮起，灯亮起以后他背对着观众朗诵诗。黑大春在台上蒙着眼睛，背诵他的诗歌，各种形式。还有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是说，在林学院那次最巅峰的朗诵会上，我们邀请到了当时在儿艺的蔡国庆，他当时年纪不大，是个话剧演员，但是他特别喜欢唱歌，特别想上台。他在这次朗诵会上，相当于他作为歌手的舞台首秀吧。
A基本上很安静。
A没有，不像现在的歌迷粉丝那种狂热。但是比较有名的诗人，像北岛这样的诗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会掌声非常热烈，但是没有歌迷的那种狂热。而且诗人本人朗诵自己的诗歌，也没有专业的表演形式，所以也没有煽情、煽动性，都是比较沉稳的朗诵。对了，当时我们还请了著名的朗诵艺术家殷之光、瞿弦和来朗诵过。但是他们朗诵的都是传统的诗歌，像《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青春之歌》《雷锋之歌》之类的。但是他们的朗诵就很有感染力，因为是专业的嘛，所以获得比较多的掌声。他们都是配乐诗朗诵。
A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组织活动，我一般都是在幕后。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北大，有一次朗诵会，为了朗诵殷龙龙的《月光》，用德彪西的《月光》钢琴曲伴奏，然后我就设计，我说要用一束光照亮这个朗诵者，其他地方都黑的。我和何群就借了灯光，爬到舞台上面那个角上，用灯照着朗诵者。然后我们在那个灯前面做了一个圆纸片儿，圆纸片儿上有一圈儿洞，每个洞用彩色的红黄蓝绿的胶片给蒙上，然后转这个圆纸板，让彩色的光变换。没有设备嘛，我们自己想出的舞台效果，我趴在上面去转纸板。这个我自己印象特别深。我也不爱抛头露面，都在后边儿，跟他们想一些主意，想一些办法，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A主要是戴杰和大仙儿他们去联系，跟各个大学的学生会、团委联系，学生会和团委做学校的工作，经过学校同意，以学生会和团委的名义主办这些活动。
A重视，有那么多著名人物出席。也是关注当时大学生的思想动态。
A没有，那个年代，蔑视权威。每次还都有公安和安全部门的便衣在下面，就是戴杰所说的“雷子”，我们根本不在乎。
A他们随便坐。只是可能有人介绍这是团中央的，然后戴杰作为社长，可能就打个招呼，我们没有把他们当领导接待，没有这些安排，那个年代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次，在北大的一个舞会上，当年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陈毅的儿子，他微服私访到这个舞会上来，我们看见他，认出来了，也没搭理，他也没把他当回事儿。他看我们圆明园诗社这些人，奇装异服，发型也比较怪，有的长头发，有的剃成秃子，他觉得这些人很怪，他就过来坐在我们这一圈主动跟我们聊天儿，聊一些家常什么的，聊得很愉快也很随和。那个年代和现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A当时的喇叭裤啊，牛仔裤啊，这些都算是奇装异服啦。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叫老门的画家，他拿一个比桌布大一点的花毯子，中间挖一个洞，然后往脑袋上一套，披着这个毯子。走来走去晃来晃去，在大街上也走。反正搞艺术的嘛，各种奇怪的模样儿都有。还有一个，扎着像道士的那种长头发，上面抓一个髻，后面披着长发，穿个长袍子，就像道士一样的。那个年代，大家一看，哦，这个怪人肯定就是搞艺术的，这帮人就是很奇怪的，看着就跟普通人穿得不一样。
当时的圆明园也不收门票，完全是一片荒野，几乎没人管理。
A对，是很荒凉，那个地方很荒凉，但是有荒凉之美，所以我们都愿意去那儿。来聚会的是圆明园诗社的人和我们认识的一些朋友，有时候二三十、三四十个人，有时候十几个人，一般都是到那儿喝酒，然后唱歌朗诵。跟大学的朗诵会是两码事，在大学的朗诵会相对正规一些，我们自己的聚会就是大家在一块儿喝酒玩高兴，不属于朗诵会，但是都会朗诵诗歌。
A对，晚上是最常见的场景，而且经常是彻夜。在我们家搞得已经是邻居最后都很抵制了。我记得有一次晚上，我和黑大春在我们家聊天儿，聊到半夜两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了，门一开，是画家林春岩，他从西单骑着自行车儿到我们家来，提了一瓶二锅头。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说没事儿，找你们喝酒来了。这种场景在我们家也是经常发生，好多人就是来喝酒来了，喝酒聊天儿，喝酒打架，喝完了发酒疯。当然中间肯定是聊聊艺术啦，聊着聊着喝酒喝得差不多了，就开骂开打。
A没有啊，最多也就是喝多了的人撒酒疯，这个撒酒疯，经常会有一些疯狂的打架，打伤了的，打断骨头的，都发生过，都不值一提了。在圆明园也是，他们打拳的，有学武术的，有学拳击的，然后互相比试比试，打一打什么的，都有。时代不同了，疯狂的定义也不一样了，当年其实是很疯狂的，我们现在想不算什么。当年我们家那种夜里边儿熙熙攘攘，吵吵嚷嚷，然后又放音乐，其实对周围的邻居来说，我们就是一帮疯子。有人敲暖气管儿提醒我们，住我家楼下的人就会直接拿那个墩布捅那个天花板，太吵了，太闹了，影响他们休息。
A大学生很少，但是自认为是诗人的人，那有很多。基本上都是给戴杰那边写信投稿，他接到过很多，我这里没有。都是全国各地的各种诗派，那时候山头林立，诗歌流派千千万万都搞不清楚，什么人都有。有一些外地诗人来北京还会来找我们交流。
A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互相有关系，关系联系关系的信件来往。比如说上海的、四川的、贵州的各个地方，大家就互相通信，样的话就互相地连通起来了，到了那个地方就去找当地的诗人。大家都不认识，只是听说过就去找，找着以后就接待喝酒，就跟兄弟一样。不认识，但是因为大家都是写诗的，就成了兄弟。
A对，因为我们家当时有三间房子，父母不在，所以我们家基本上就是个据点儿，外地来的基本上都住在我们家。
A谈不上什么最远，比如说哈尔滨的菲野，在我们家住过超过三个月。福建的吕德安也住了三个月。还有杨小虎，他不写诗，但是他特别爱好诗歌，是从银川来的，也是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谈不上远近吧，很多从很远地方来的诗人，那就不是住在我们家，就是来过，因为我们家天天聚会，天天喝酒。
A当时真正常住的，就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剩下的都不是常住，都是来来往往，在我们家那喝酒，有时候喝得晚了就睡在这儿了。最多的时候十几个人，少的时候，一两个、两三个、三四个、四五个都有。像大仙儿，每天白天上班，晚上过来就住在这儿了，然后第二天又去上班，连着好长时间都是这样。大春儿也是常住在我家。因为都是北京的，就我们家是个据点儿，白天黑夜都有人喝酒，都有人在睡觉，很难统计这个事儿。
A对。大仙儿曾经说过，有一篇文章我现在找不到了，就是说，走到六铺炕，看见十号楼我们家窗户的灯光，就像看见北斗星。因为那时候的生活都很枯燥，大家都上班儿啊，都是没有艺术、诗歌的氛围，就把那儿当这样的一个据点，都特别希望能够在那儿聚。
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还都在各个单位里边。没有工作的、做小生意的那时候还比较自由，但是在大城市里边，大家还是都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工作，铁饭碗儿啊什么的，所以都在单位里边。思想解放运动也主要是在大学，在知识分子里边，单位里的人还是过去那一套，还是体制内的东西。包括这些诗人和年轻人的家庭，实际上也是很压抑的，与家长的观念各方面都会有冲突，所以都希望能够有这么一个没有大人、没有家长、没有这些压抑的人物存在的状态。
A主要谈诗歌，然后还有艺术、绘画、电影，主要是这些。
A话题太多了，那每天各种话题都谈，你说的这些都谈过。比如说对北岛的看法，或者是对某个作家的看法，或者是对一些外地诗派的看法，或者是对当时主流文坛的看法，喝酒还有一些酒话，哎呀太多了。也真的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话题，每天都在变，每时都在变。反正聊到这儿就是以这个为主，聊一阵儿，然后又转到别的地方，都很难说。
A都有联系，但是不是组织形式的联系，都是个人的联系，就是你去南京就找韩东，上海的孟浪和郁郁来北京也到我们家，大家都互相接待，就是互访吧。都是个人的各种联系，没有那种流派上的交流。可能这跟圆明园诗社各个诗人的写作风格有关，因为大家没有一个统一的流派的东西，所以大家都是以私人身份相互联系。那个年代很乱，有一个人冒充丁当，在北京骗了一大圈儿诗人。他以丁当的身份去北京的诗人家里边儿跟人家去聊，骗吃骗喝的。黑大春儿还给了他点儿钱，觉得他飘到北京也没什么钱，没法吃住什么的。那个骗子骗了一圈儿，后来大家合起来一对，不是丁当本人。这种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A那时候都很单纯，没有那么警惕，没有什么辨认身份，只是聊一聊互相认识的人，基本上就知道差不多都是一圈儿人。冒充丁当那个，估计他就会来这套，说，认识谁谁谁谁啊，跟谁喝过酒，在谁谁家怎么回事儿，说得有鼻子有眼儿，别人就信了。那时候很容易有这种情况的，没有辨认身份的一个程序，没有身份证，脑子里也没有这根弦。
A关于罗内呢，她是萨特的学生，而且在西方算是极左分子吧，就是说她非常喜欢革命、地下这些东西，所以对我们很关注，对我们也非常友好非常热情，就是帮助翻译呀，帮助联系国外的诗歌组织什么的。
A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不写诗，跟她没有这方面的交流。她是大春介绍来的，可能是从《今天》那边过来的。
Q黑大春好像有个“把诗歌带回到声音里去”的主张?是指诗乐结合这种吗?
Q为什么黑大春对圆明园诗社是这么一个态度呢?
Q跟政治有什么关联?我看到戴杰老师说诗歌要有一定的政治含义，您怎么看待这个?
Q您的态度是以诗歌为主体，那戴杰老师的态度是不是以诗歌为工具?他当时作为社长对圆明园诗社有没有什么规划?戴杰老师说他一直要有方向性，这个方向性是什么?
Q反崇高，走向个人化这个倾向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圆明园吗？还是说诗社内部本身就比较割裂?
Q我比较想知道最后解散的时候那次会，您们具体都谈什么了?戴杰老师好像不在场?
Q戴杰老师为什么没在场?
Q戴杰在您们讨论的时候出去是为了让诗社延续下去?他当时出去的时候是没想到会解散吗?
Q您们开会大概谈了多久
Q没有什么可说的，会出现沉默很长时间没人说话这种情况吗?谁先提出的解散这个词?
Q提出解散以后就散会了吗
Q告诉戴杰老师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当时什么反应？
Q在诗社发展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遗憾的选择，或者说如果您以现在的眼光去做当时的决断，您觉得结果会不会有改变？
Q您觉得圆明园诗社的消失是一个必然吗？
Q当时为什么圆明园诗社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审美取向？
Q您觉得圆明园诗社被遗忘了吗?
二零二零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