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诗论栏目分为两个板块：“新诗话”和“诗人评论家”。

“新诗话”一语，大约出自诗人评论家任钧笔下，他在出版于1940年代的《新诗话》中写道：“这原是笔者……用过去或现在的旧诗人们写诗话的方式写下来的一些断章……题作《新诗话》自然是由于所谈都是新诗的事情之故而且要使它跟一般的“旧诗话”有别。”

诗话是中国传统诗歌评论的主流样式，风格上可庄可谐, 随谈慢性；形式上长短不拘，龙蛇自如；内容从“资闲谈”的八卦到“辅名教”的宣喻，兼包并蓄，可熔诗品、诗式、诗格、诗论、诗本事于一炉，“凡涉论诗，即诗话体也”。五四以后，诗体解放，新诗逐渐取代旧诗，诗话式微。

因为新诗的发生，是挟他山之石颠覆旧诗成规的革命。于是在新诗人眼中，诗话与其说是一种传统的论诗文体，不如说是为旧诗服务的“帮凶”。五四时期新旧交织，一部分人坚持旧体诗创作，并自觉撰写诗话，如南社同仁，计有《磨剑室诗话》（柳亚子）、《绿杉野屋诗话》（戚牧）等四十余部；反对激进的新文学运动，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国衡派诸君亦会写作诗话，如吴宓的《空轩诗话》；而新诗人无论在诗歌创作上还是文学批评的方式上，大都取法西方。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通过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文化体系的反思与否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启蒙运动。在此背景下，兼有崇儒重道、沉章溺句、消遣娱乐之观念的诗话，其命运可想而知。闻一多就说过，“诗话一类的书就只在谈效率，全然不能算批评”。然而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对诗论与诗话的区别另有看法，他认为诗论“需要一种语境，漫谈、争辩和善意的嘲弄都是不允许的。我们构想出一种冠冕堂皇的使命，向公众保证：所有的回应都是为了一个严肃的目的……诗歌评论需要一件权威性的外衣，隐藏其真正兴趣的本来目的。”与此相反，中国传统诗话的论诗模式“呈现的是对作者想到的任何文本、任何文学话题所作的随意评论。其他文学评论体裁供人发表目的性明确的议论，但是‘诗话’的作者可以对所谓系统显示绝对的轻蔑。诗话这一形式的杂乱无章是相当任性的，但是对后代读者来说它具有一种特别的美学魅力——这种美学魅力正在于文本与评论之间密切无间的遇合。”虽然这段话显得“随意”和“任性”，却多少道出了诗话的美学魅力。

这种美学魅力的意义在于，任何品评诗歌的文字，不仅要帮助读者理解诗歌，最好也能创造读诗的趣味，从而启动和增强读者对诗歌本身的兴趣。臧棣的《诗道鳟燕》即以“鳟燕”为喻，道出了诗话美味迷人的特点。不过与传统诗话的话语方式有所不同，这部带有臧诗风格的诗话作品乃是“非常道”而道之，以文为诗，以论为诗，亦论亦诗，理趣浑然。臧棣曾说“鳟燕”谐音“樽言”，也就是酒话。那么，它自可是“醉后教人心意迷”，也可以“物情惟有醉中真”，还可能“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

包括臧棣在内的本期诗论专栏的作者，均可归入诗人评论家的行列。在晚年的一次演讲中，艾略特曾把批评家粗略分成四种类型，其中像他本人这样的属于“身为诗人的批评家”。艾略特把这类批评家的评论文章视为文学创作的“副产品”。既然是“副产品”，那么可以说“诗人艾略特”决定性地影响并衍生了“评论家艾略特”的写作。他也夫子自道地解释过，即使在诸如《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种一般性文章中的理论术语，其实也都源自于颇为个人化的感受与趣味，以及对于某类诗人的情感偏好。杨小滨的《爽意：臧棣诗（学）的语言策略》也有类似的倾向。该文是讨论臧棣创作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一篇一丝不苟的学术文章，不同于一般诗人评论家那种过于文学化往往不够严谨的文风。不过，将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jouissance”（杨小滨将其译成“绝爽”），当作理解臧棣诗歌的关键词，可能有它的问题。拉康的“jouissance”指向包含了创伤经验与痛感的极度的快感。这是进入杨小滨诗歌的秘钥；而臧棣的诗歌似乎主要不是一种拉康式的创伤（快感）写作，倒是更接近罗兰·巴特《文之悦》中对“jouissance”的理解：醉与悦。

艾略特以自己为例对诗人评论家的剖析，多少暗示了后者可能不够公允客观，会为了或基于自身的诗歌创作而去评论他人。更有甚者，简直“夺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这也许是出于演讲时的谦逊或一个老人的明智，四十年前他可不这么看。那时他持有过一种极端的立场，“即倾向于认为唯一值得阅读的批评家，是本人从事且出色地从事他们所评论的那门艺术的批评家”。对此奥登亦有同感。他表示存在两类高下立判的评论者：一种人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其历史文献意义或恰好表达了读者的感受或理念；而另一种人热爱诗歌并理解其本质。奥登、艾略特、钟鸣，乃至所有杰出的诗人，都属于后一种人。可以说，古今中外一切伟大诗人都是优秀的批评家，哪怕他没写过一篇评论文章，因为精彩的创作本身已包含了高明的批评意识以及复杂的批评活动。只是到了近现代时期，批评在作品与大众读者之间的媒介作用越来越重要，一个创作者的批评意识才更多地表现为评论文章的形式。他借此把自己对于诗歌的热爱传递给读者，并通过对具体诗人诗作的出色把握，加深读者对于诗歌本质的理解，提升其审美眼光和鉴赏能力。

在当代，有一种诗人评论家跟职业批评家、学院评论家合于一身的趋势。“诗人评论家”专辑中的几位作者体现了这一点。譬如在姜涛的文章中，他以一种交织着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视角深入诗人朱朱的作品，不仅展示了精湛的细读功夫，还娴熟地运用了文化研究、社会学、历史学、艺术评论、新闻观察的方法，既把诗歌视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同时又当作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现象加以研究，体现了一种宽广的“功夫在诗外”的批评视野。而大部分评论朱朱的文章，就像大部分评论张枣的文章一样，无论好坏，主要还是“新批评”的路数。

这种合于一身的趋势是好的（不过韦勒克并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种结合是在“恢复原初完人也即文艺复兴时期单一宇宙整体的幻想”，无论对于诗歌还是评论，都不见得是好事）。一方面我们需要真正的内行，向我们阐发诗歌本体的奥秘；另一方面从其他一些纬度来理解和评价诗歌又是重要的；而打通这两方面，让其相互支持与激发，于广泛的联动中开辟批评的新境界，同样是重要的。说到底，诗歌可以吟咏风月，耽溺内心，以纯诗为理想，而诗歌批评必须肩负起人间情怀、社会伦理与政治责任，在这个瓦釜雷鸣、价值混乱，权力和资本联手剿灭特立独行的批判性声音的国度，一种钟鸣所说的“危险的批评”，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