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先引述一段诺曼写于十三年前（2004年）的文字，这段文字的一开头他就引用了十二年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伯·迪伦的话：你不必像气象员那样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刮。

    然后他写道：

    历史总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当一个团体得到政权,总会利用历史的撰写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性.同时,边缘的团体也用历史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并挑战不同于他们的意识形态.文化和文化史也是两种进行抗争的领域.中国历史上有无数选择性地来记取和忽略某些历史的例子.每一种评估都反映和纪录了作者所处之时代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有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的讨论也符合这个论断.而如何诠释文革结束后十几年的寻找个人价值以及与西方的接轨所激起的一波波文艺思潮的创作事件,就是对历史辩论的直接参与.

    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有过一些从不同角度来诠释历史的尝试,这些尝试虽然对增加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是有意义的,但仍然是不够完整的.一般来讲,不少尝试经常对焦于某个主题,比如所谓的高档文化,或者只注重某个特定的文化艺术运动.所以这样的视野是有其局限及缺陷的.特别是有关电影电视方面的研究,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性别歧视,其中抹杀了中国女性导演的重要贡献.另一个问题是1979至1989年的这段文化复兴的历史被特定的括号括了起来.所以只要谈起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综合问题时,就会产生谨慎且小心异异的现象.更重要的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艺术创造及新电影的介绍时,它们已经变成了被从给予它们意义的生活中抽离出来的面具或文物.换句话说这些纪录经常失缺有关生活的细节,缺失个体艺术家与文化团体互动的重要亮点,更缺失讨论.只有讨论才能勾画出个体艺术家与团体的个性与共性.所以,北京那个时期的文化运动没有被像历史上有过同样剧烈文化激荡的城市巴黎,纽约,旧金山,柏林或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样引起重视.那种汇集了诗人艺术家作曲家而形成的互相支持互相激励的精彩过程被掩埋了,还有它们所产生的波及北京地域之外的强大冲击力也被卸到历史之外了,留下的仅仅是几笔刻画出简单面具的粗线条.

 

 

    读了诺曼上面这段文字你对诺曼的理念应该有个大约了解吧。我是在1999年与诺曼相识于美国纽约亚洲协会的中国电影周上的，他对中国电影了如指掌令我印象深刻。后来才知道他早在1982年就在天津短期教过英语，从那时候开始就对中国的文化变革现象极为感兴趣。所以他作为美国理想主义的幸存者聚焦中国民间文化活动也是很自然的，于是，他陆陆续续认识了我的许多当年今天杂志和星星画会的朋友，加上他对中国音乐和电影的热情，认识了很多品相类似的人们。他从2005年开始在云南大理购置了农民房的居住权，因为他在纽约的一所大学教英文，为此就可以每年都在寒暑假到那里休闲。而大理这些年来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文化人士，所以他的朋友范围越滚越大。他喜爱用镜头捕捉这些人的状态和表情，并命名为“透过我的镜头看世界”，这个世界主要是中国的文化人士，他对幸存这个词很敏感，他认为自己就是幸存者。那么让我们看看他的镜头里有哪些人吧，因为篇幅有限，（一百多幅照片）在编辑中只能选择一小部分来展示，我想，为此你多少能看出诺曼镜头里的风是往哪个方向刮的。

 

2017.7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