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文学》锐话题第二期谈论提纲

话题：性别议题还能给当代文学带来什么

主持人：徐晨亮

嘉宾：季亚娅、何同彬、张屏瑾、戴潍娜

关于本栏目：“锐话题”是《时代文学》杂志2021年开设的新栏目，每期选择一个文学界正在热议，或具有前沿性、能引起普遍关注的话题，邀请国内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作家、评论家参与讨论。

引  言

近年来女性写作与性别议题在文坛又有升温之势，北京师范大学张莉教授策划了关于作家性别观的大规模调查，成果已陆续发布，《十月》《钟山》等重要文学期刊2020年相继推出女性专辑，还有一些性别意识较为鲜明的作品在不同范围内引发了讨论。然而，性别平等、性别自觉等理念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被接纳为国内文学界的共识，仍值得继续观察。在某些私下场合我甚至发现，有男性友人一听到相关话题便兴味索然地说“又来了”，似乎认为当下重提女性写作“了无新意”“矫枉过正”，或是担忧性别议题的讨论会演变为某种“理念先行”“政治正确”的教条。这便是促使我动念策划本次讨论的第一个原因。个别反弹或忧虑之声不一定包含恶意，但必须厘清的是，关于女性处境与女性意识的讨论，并非必然将异性推至对立面，所针对的毋宁说是所谓“超性别意识”——假设我们可以超越或回避开所有性别问题来谈论文学，本身便是无视甚至强化现有性别结构中存在的不平等、不正义与不合理。身为男性自然也有必要加入性别议题的反思之中。策划本次讨论的第二个原因，站在职业编辑而非作家、批评家的立场上，每天面对的主要是一篇篇文本以及作品里歌哭悲喜的男男女女，但我又一直期待文学界关于女性写作、性别问题的讨论，能与更广阔的外部连通、呼应，也许这样才能避免性别议题的钝化、固化与标签化，使其保持充分的弹性、活力与穿透力。

2020年岁末，不少媒体的年度新闻盘点都选择将性别作为切入点，如“普通女性被看见的一年”“不再沉默的女性”“知晓她姓名”等，这些来自舆论场的视角无疑也应成为讨论女性写作问题的外部参照。由此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公共生活，可以看到，始于美国、影响波及全球的Metoo运动余波尚在，“拉姆案”“弦子案”“李星星案”“杭州杀妻案”等又一次次提醒人们，针对女性的暴力与骚扰远未绝迹，不同形式的歧视与剥削每天都在上演；而全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又让女性承担了更重的家务，或丧失了工作和受教育机会，可能带来性别平等状况的倒退；同时，在我们身边仍有许多人默默推动着性别结构与制度问题的局部改善，比如让抗疫前线女性医护人员的特殊需求得到广泛关注；而网络社交媒体上“乘风破浪的姐姐”“离婚冷静期”“冠姓权”“月经贫困”“婚驴”“假靳东欺骗老年女性”“校长张桂梅反对全职太太”“脱口秀演员吐槽直男”等热搜话题和焦点事件，乃至其引发的“网络论战”，则让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性别问题的普遍性、多样性和争议性，也许早已溢出了“看不见/看见”“沉默/发声”这样简单的二分法。

本期我们将话题设定为“性别议题还能给当代文学带来什么”，希望能接续此前文学界卓有成效的讨论，在性别议题与文学问题的交叉地带有所发现、有所补充、有所更新。很荣幸地邀请到对相关问题进行过长期观察与思考的四位嘉宾，《十月》杂志副主编、批评家季亚娅女士，《钟山》杂志副主编、批评家何同彬先生，同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批评家张屏瑾女士，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诗人、学者戴潍娜女士，感谢各位参与讨论。

1. 《十月》2020年第2期推出了“新女性写作专辑”，《钟山》2020年第3期推出了“女作家小说专辑”，在文学界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十月》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中除了作品之外，也刊发了张莉教授的主持人语“重提一种新的女性写作”及她与贺桂梅教授“关于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与性别文化”的对谈。根据两位批评家的梳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的女性文学，强调“大写的人”而非性别差异，女作家们更多基于“普遍人性”要求书写女性独特性的权利；而随着她们意识到“普遍人性”常常不过是“男人性”，加上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九十年代中期的女性文学转向“个人化写作”，但“个人化写作”包含“身体写作”的标签化也把女性问题封闭、窄化到单一维度；视野拉到最近十年，“女性写作”在文学界似乎变成一个麻烦、可疑的提法，不少女作家甚至有所闪避，退回“首先是作家，然后才是女作家”这一立场。所以在文章中张莉教授提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的状态”。

戴潍娜你好，你的诗歌也收入了《十月》的“新女性写作专辑”，不知这个专辑中是否有其他女作家的作品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据我所知，你留学牛津大学时曾就读于性别研究专业，那么以你的视角，如何评价当下女性写作的整体处境？你接触的女性写作者，在性别意识方面，与前辈作家是否有明显差异？

这一代人，正在迅速抛弃三维世界。那些真实的触感、体验、人和人的亲密关系都在蒸发。连人性都在质变，当下的女性写作必然也与前代大为不同。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暂缓了城市化进程，二次元的来袭在文化上表现为明显的“去中心化”。中小城市成为最具潜力的板块，也是最早知风雨的群体。“亚文化”可能是年轻一代文化当中更有活力的部分，它正在超过主流文化的辐射力，其千人千面千姿百态的极具表演化的二次元呈现，正在引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形态。城市中有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群体，他们都可能成为女性写作的依附社群。在一个极度原子化，或者说，社群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我们的文化在民族和个人之间始终缺乏中间概念（但其实人们最渴望的恰恰是中间概念的社群），而亚文化社群几乎成为了原子化个体间最后的亲密链接。撕裂，是此刻的主题。同一片区域里，有连夜排队购买kaws联名艺术潮牌的代购，也有成天研究工兵铲的生存狂，有隐秘的同人圈，也有乌托邦式的蒸汽朋克，抑或高技术低生活的赛博朋克、cosplay、scp基金会等等。这些亚文化圈正在进入城市的潜意识。而女性写作的一大优势是，可以更友好的跨越各种界限。这也是这一代女性写作令人期待的地方。

2. 近期国内译介了不少女性视角的文学史研究与评论著作，如《阅读浪漫小说》《现代性的性别》《如何抑止女性写作》等。《如何抑止女性写作》一书的作者是美国科幻作家乔安娜·拉斯，她以较为个性化的方式总结出若干阻止、贬抑女性写作并使之边缘化的模式。除了贫困、缺乏教育机会、家庭义务造成的时间碎片化给女性写作者带来的阻力，以及歧视、污名化、双重标准等女性身在其他行业也会面对的制度化因素，她还在文学体制内部发现了一些特殊模式，并非简单粗暴地夺下女性手中的笔或是关闭大门，而是在她们“登堂入室”后设法加以贬抑，比如“个别化”（isolated），刻意挑选一部分女性作家或某位作家的一部分作品进入文学史、课程与选本，却排斥其余，从而强化既有的刻板印象；或是将一位有成就的女性作家“异常化”，即将其文学才能归因于独特的遭遇或乖僻的性格，阻断不同文学女性基于相近处境可能产生的共鸣与互动，造成最终“榜样的缺失”——“在接连不断的挫折面前，女性需要榜样，不仅是要看同为女性的她们如何展现自己的文学想象力，而且要从她们那里得到保证，证明她们可以创作艺术”，而不是只能因为写作“发疯或得不到爱情”，成为没有女儿、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妹的孤零零的个体。虽然该书所举的例子，主要来自欧美文学，我读起来同样有所共鸣。2019年我曾在《中华文学选刊》发起过一次针对85后、90后青年写作者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题是“有哪些作家对你的写作产生过深刻影响”，从回复中大致可以观察到这一代作家心目中经典谱系的构成，而其中被年轻女性写作者提及的中国现当代女作家只有张爱玲、萧红、王安忆、残雪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占比极低（外国女作家的名单略长，仍远少于男性作家）。这不禁让人心生困惑，何以当下的年轻女性写作者在汉语文学的经典谱系中很难找到自己的榜样或者“母亲”“姐妹”？我们的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每年生产的大量论著、文章，究竟是在建立可为写作者提供滋养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是用学术话语在历史与当下之间竖起藩篱？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如果在四十年、七十年、一百年乃至更长的历史坐标中，继续梳理、重新辨认汉语中的女性文学传统，还有哪些可供激活的资源？

伍尔夫早在她著名的评论文章《妇女和小说》中就探讨过这一话题：“只有当我们考察了平常女人所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我们才能揭示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作为作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公元前600多年在某个希腊岛屿上有萨福和一群女人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在公元1000年左右我们发现日本有一位宫廷贵族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很长很优美的小说。但在戏剧家和诗人无比活跃的16世纪的英国，妇女却噤口无言。伊丽莎白时代文学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在18世纪末请世纪初，我们看到妇女又开始写作……”她接着得出一项相当客观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法律和习俗造成了这奇特的间歇性的缄默和发声”。

在男权主导、男权评判的文学史中，女作家经常扮演着蝴蝶与蜜蜂的角色。这糟透了。中国古代的闺怨诗，绝大多数都是男诗人模仿女子的口吻写作的，而女人们写的诗基本出不去闺阁。就连女权主义的战场，最早驰骋于这片疆场的也是男性文人。民国最知名的女性杂志要属丁祖荫创办的《女子世界》，其主要作者是柳亚子、蒋维乔等人，周作人也化名“萍云女士”“碧萝女士”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说到底，我们的历史，是男性代言的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女性创造力被极端压抑的历史。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女性写作都是一件困难、危险，且几乎不可能的事。简奥斯汀常常用她哥哥的名字发表小说，她格外满意的那部《傲慢与偏见》，最终署名是A Lady。

如果我们试图去谈论女性文学传统，还是首先要回归到女性整体的历史处境。性别，作为一种解放力存在，作为一种方法论存在，也可以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和行动力存在。要真正建立女性文学传统，无疑是颠覆性的，它帮助我们思考并动摇这个世界建构的根基，质疑长期存在的种种价值观，彻底粉碎我们原有的故事版本，或者说，重写历史。而这些，显然是不被允许的。

3. 在最近一次中外女性作家线上对话活动中，作家笛安发言提到，“人们总会问一个女作家，你是不是在写你自己的隐私、你自己人生里的痛苦、你自己的……而男性作家被问到这类问题的概率，不是说没有，但是相对少一些”，她发现很多人对于所谓“女性写作”心中都会有一个模版，比如一个写作的女人必然是在挖掘自己的隐秘内心或者个体情感，必然要以一个敏感、阴性、带着创伤印象的姿态存在，然后人们又带着这样的预设，从女性作家的行文风格、叙事方法、问题意识中寻找对应。

笛安所谈到的应该也是困扰过很多女作家的问题，甚至讨论女性话题的批评家也未能幸免，不管她们怎样努力阐释女性写作与性别问题的复杂性，还是常被先入为主地理解为是在讨论“女作家应该写什么”“如何写女性才更正确”。

事实上，对应于女性问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环境、不同身份下展开的差异性，当代女性作家的写作也呈现丰富多样的面貌，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针锋相对的表达，比如同样是在处理“母职”角色，有作者强调其对于当代女性的压迫，另一些作者则希望探讨其对于建构女性自我认同的意义。但这些不同的声音常常会被某种无形之幕所遮蔽，就像艺术史家格里塞尔达·波洛克《分殊正典》一书对于西方艺术正典体系的批判，通过不断强化“方式、媒介和材料的等级排序”，让颜料、画框、石头或青铜制成的艺术品凌驾于亚麻、针线、羊毛或黏土制成的艺术品之上，把纺织品、陶艺、刺绣等女性艺术品排斥在外。

在你看来，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打破这样的“模板”“预设”与“先入为主”，在既有性别权力结构所固化的“等级排序”之外，建构起多元化的女性文学评价标准？在你的视野之内，当下有没有在主题、文体、方法、风格与问题意识上具备差异性或“非典型性”的女性创作？

我觉得这些年来，女权主义最大的迷失，就在于只顾争取表面权益，遗失了女性生命本质的自我。在政治上，女性领导力并没有表现为一种崭新气质的女性政治，很多时候是“比男人更男人”的男权政治的适应和延续；在文学上，其实有同样的问题。我们对“女性文学”的界定依然粗陋：女性写的文学，或者，写女性的文学。这里面始终缺乏一种真正的分辨和野心：在男性普世价值之外，创造一种女性普世价值。

早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女权先驱们就一直在强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建立。但一直以来，这种斗争都偏向于外在话语权的角逐，是性别倒置的另一种二元权力系统，本质上来说是毫无想象力的，落入了性别战争的窠臼。比如网剧《传闻中的陈芊芊》，展现了性别倒置后的荒诞，其本意是对男权赤裸裸的讽刺，可同时推演出简单粗暴的性别战争的不可行不可取。将男性群体作为战争对象，但同时对男性个体爱恋，这种分裂必定会生产出大量冒牌的女权主义者。事实上，绝大部分男性群体（他们是男权制度的隐性受害者），原本是这场战争中最值得被争取的盟友。

要创造一套女性普世价值，一种女性政治，首先需要有一套配适的语言。周作人在五四期间做过一个演讲《圣书与中国文学》，他认为中国文学“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碍”。 没有适当的言辞表现女性普世价值，这也同样是女权主义的一个重大障碍。就像伍尔夫观察到的，“现在的语句是男人编造的”。语言从潜意识中就打上了男权的烙印。而那沉默的语言，沉潜在女性的生命本质之中——往往也正是我们在性别战争中遗失的部分。

4. 如将视野从当代文坛的圈子拓展开去，我们会发现，谈及当下关注女性命运与处境的作品，更多普通读者首先提到的可能是台湾地区作家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改编为电影的韩国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或者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等。特别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82年生的金智英》以及角田光代《坡道上的家》、伊藤诗织《黑箱》等东亚国家地区涌现的女性文本，因文化结构与生存处境的相似性，读者经常会从中找到与现实生活中种种性别议题的关联。

然而相对于普通读者对这类作品和公共议题的热情，文学圈的反应似乎有些矜持，或者说常常在纠结于作品的议题导向与所谓“文学性”的平衡，很多时候即使是在处理普遍性和结构性的性别问题，作者也会先声明是在挖掘个体的、私人的生命经验。这可能与文学界长期以来的某种成见有关，即把与男性相关的话题都视为“公共的”、宏大的叙事，而女性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则被归类为“私人的”（在一些批评家看来也是不重要的，位于“题材鄙视链”的末端）。

在性别议题引起普遍性关注的当下，反而是其他领域的女性创作者，包括一部分大众文化作品，敢于就女性话题发声，触碰具有普遍性的女性体验。如赵薇发起的女性独白剧《听见她说》，直接聚焦一系列所谓“女性生存痛点”——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容貌焦虑、大龄单身、全职主妇、家庭暴力、中年危机、物化女性；再如歌手谭维维最近的专辑《3811》，有首歌题为《小娟（化名）》，歌词极为犀利：“我们的名字不叫小娟/化名是我们最后防线……/最后如何被你们记录/奻姦妖婊嫖姘娼妓奴/耍婪佞妄娱嫌妨嫉妒/轻蔑摆布 嵌入头颅/隐去我姓名 忘记我姓名/同一出悲剧 不断上演继续……”列出一串带有“女”字旁又具有贬义的汉字，让我们看到“厌女”倾向如何深深渗透进千百年来国人所使用的文字体系。

上面提及的这些作品和现象，是否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反转“公共的男人vs.私人的女人”这一陈旧观念，借助性别议题，重构当代文学的“公共性”，恢复文学与真实世界对话的能力呢？

戴潍娜，你曾写过一篇充溢激情的文章，赞许《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黑箱》这些作品是“愤怒的书，窒息的书，复仇的书”，“积极的愤怒，携带着改变的力量”，因此也是“改变之书”，并提供了关于英雄的女性主义想象。相信对此话题，也深有感触吧。

我之所以特别推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就是因为她斗争的层次更深了一层。诱奸发生之后，她不满足于在法律、道德或现实层面“讨个说法”，她讨说法一直讨到了浩浩汤汤的文化源头。“被文学辜负了的”的林奕含，选择跟这套本身有缺陷的文字体系较劲。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可以概括为一个向文学呼救之人，最终被辜负的故事。主人翁是一个在譬喻里生活的女孩，在经历了性暴力之后，企图通过写作，用墨水稀释自己的痛感。世间万物都在言辞的反射中确立，产生变形和谬误，生出浪漫和无限。房思琪有给过去的日记作注释的习惯；而整篇小说，撒开对其真实度的考量不论，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作对这场惨剧的完整注解。一切在第一章时就宣判了，落幕了，后面是毫无悬念、毫不吝啬的尽情铺展那最丑陋的一刻。所有接踵而至的文字，都是惨剧的重新到来，是对其重新解释，重新理解，处处洋溢着她对悲剧的心得。

到头来，人们发现施暴者都有可理解的一面(是我们的文学传统赋予了他们这样的理解);唯有受害者是没理由的，没来头的(我们的文字体系中尚无她们的发音)，像天上掉下来一个雷，后面怎么康复是她自己的事。她当然可以选择以复仇的方式去康复，但如何复仇，则又有了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一个受害者当然也有权力选择丑、脏、恶，因为实在没有比诱奸更丑、更脏、更恶了。但是作者最终选择了用美了结一切。

5. 众所周知，女性主义对于固有社会结构与文化体系的反思，影响不仅限于文学，而是深入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域之中，就连曾被视为“价值中立”的科学领域也遭受到质疑。最近我翻阅从女性主义视角反思科学史的文章，读到很多实例。比如物理学上的“能量守恒定律”，就曾经被拿来论证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高强度的智力活动，因为她们的精力都被用于维持自己的生殖系统；反过来，若女性受教育过多，能量就会被大脑过度消耗，基于“能量守恒定律”，其生育能力就会受到影响。科学史家隆达•施宾格在《女性主义改变科学了吗？》一书中还提到林奈的例子，“哺乳动物”这个说法便是被他引入动物分类学，并沿用至今，事实上当年林奈还有很多备选的命名，而他最终选择“哺乳类”这个词，与十八世纪关于母乳喂养、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等争议密切相关，而当“哺乳”作为分类学的科学命名确认了人类的“天性”，负责哺乳的女性便被认定不能赋予公共责任，应该退回家中。

由此我联想到一些文学史上的案例。比如谈及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经典人物，人们常常举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为例。近来在国内理论界走红的法国思想家朗西埃有篇独辟蹊径又影响深远的文章，分析福楼拜“为什么一定要杀掉艾玛·包法利”。根据朗西埃的解读，“艾玛的死是文学上的死，她是作为犯错的艺术家而死的”，因为她要“把艺术滥用到生活里”“变成她家的家具”，违背了福楼拜试图建立的文学“新政”，即通过有距离感的书写，将生活转变为艺术。有趣的是，芮塔·菲尔斯基《现代性的性别》一书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读，认为福楼拜要批判艾玛，出于十九世纪后期中产阶级男性知识分子对于女性化消费美学的恐惧，他们将冲击其文化自足性的物质主义、大众文化投射到沉迷于感官与情感的女性身上，并不断加以贬抑。所以在“高雅/通俗”“理智/激情”“疏离冷静的美学/泛滥的感伤主义”这类二元对立的论述背后，也包含着性别对立的潜文本。

——这仅仅是文学理论家玩弄的概念游戏吗？回到我们当下文学生产、传播的场景中，是不是也能在某些看似“价值中立”的美学标准和评价体系背后，发现性别权力论述所留下的印迹呢？这是我最近特别感兴趣的问题，很想倾听各位的高见。

所有美学标准和评价体系背后，都有潜藏的诉求。就像文学革命可以用来打破礼教，也可以用来塑造地缘政治。权力在所到之处都会留下印迹，就像狗在小区的每根树桩都要留下尿骚。

然而，女权主义应当是有别于权力的另一种智慧，如同植物的花朵与传粉者。那是一种广泛的彼此孕育，而非以暴力实现解放。唯有美的模式，才有胜算。

6.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下，对于女性的成长与认同、情感与体验、命运与困境的关注远非文学的专利。不管是绘画、音乐、戏剧等传统艺术形态，还是电影、电视甚至动漫、游戏，不管是文艺性、小众向，还是商业性、大众向的作品，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应着性别议题。那么相对于包含影像在内的其他各种艺术和媒介形式，文学在呈现微妙而复杂的女性经验时，是否还保持着优势？

在本次讨论的最后，能否请您再推荐几部来自文学领域之外，以其他艺术形式来探讨女性问题的作品？

我就推荐一些戏剧吧，也不光光是表现女性问题的。立陶宛戏剧《马达加斯加》，素净又疯狂，主人公是一个把国家和爱人相混淆的男人，处处可见历史反思，伟大的表演，浸透灵魂里的狂野……还有斯特林堡的戏剧《父亲》，剧场版《2666》，与李尔王形成互文的戏剧《离去》，能让莫里哀从坟头跳出来的奥斯卡.科索诺瓦斯的《伪君子》，以及哪怕风雪交加也挡不住我去剧场膜拜的爱尔兰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的全部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