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者：星星诗刊杂志社编辑任皓

受访者：周鱼

任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怎么开始的？

周鱼：大约十年前吧。写了许多散文后，有一天忽然开始写诗。那时是开始怀疑语言的阶段，对自己从前写的东西非常厌倦，也可以说我厌倦了一种有限的表达、满足于观点的阐释、二元对立的立场的强调。厌倦语言的本事，喜欢上了沉默，沉默的艺术给我至深的抚慰，也给我更高的审美体验，它可能是一部电影，一段音乐，可能是一个临在，可能是一尊佛、一盏茶。我想将过往的自己在沉默里埋葬而求得另一种新生，这时诗歌给我的视域打开一扇窗，我发现了语言在原本的姿态之外的存在，语言可以带人通往非语言的所在，表达可以是为了沉默，残破可以抵达完整。

任皓：能否谈谈您早年的诗歌训练？早期走上诗歌创作之路，对您影响最大的诗人诗作有哪些？

周鱼：最初拨动心弦的是艾美丽·狄金森，对，她是到来的第一位。她的诗透露出她的脾性、她的价值观世界观，我都很喜欢，她的诗很长时间给我带来安慰，伴随着警示与美。我喜欢她对微小的守护，同时她对微小是足够尊重的，小即大，一沙一世界。我偏爱那种偏僻的视角，对于它们的偏僻，我可以视之为房间的中心。我相信诗歌的房间里的布置，与外界的布置规则并不相同。

谈到美国诗歌的一对翅翼时，人们会将她与惠特曼放在一起，惠特曼宏伟、澎湃、民主的高音调，与狄金森的形成了补充和互照，而试想，如果缺少了狄金森这一脉络，美国诗歌的景观将失色不少。

再之后影响我的诗人太多了，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日本一些俳句诗人、卡瓦菲斯、拉金、佩索阿、詹姆斯·赖特、黄灿然、蓝蓝、吕德安、胡弦......真是不胜枚举。如今，我喜欢伴随“影响的焦虑”，甚至渴望有更多的影响发生，影响在我的理解里，意味着你原本身体里就存在的部分被晕染了，被增强了，如果你里面没有东西，那个影响也就不会发生。你可能会发现你是所有影响碎片的交集，但你不是去做某一份影响的影子。

任皓：古希腊的诗学观念的灵感说认为，诗歌是神灵的附体。你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是快还是慢呢？能谈谈你在诗歌创作中的灵感奇缘吗？

周鱼：同意这种说法，但我对“神灵”的理解不是过于高蹈的，我们的前世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影子、我们周遭他物的能量的转动、我们的潜意识、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直觉，都是我们的神灵。那么，是这些东西在驾驭我们，还是我们在驾驭它们呢？有时写诗的体会是前者，是某个存在拉着你的手在纸页上写下。这个存在既是你，也是住在你里面的某一个。你在写下这一句之前，你不可能知道你要写下什么样的句子。事实更接近于你被写，而不是你写。

任皓：最近，有关AI的技术革命话题引发讨论，特别是ChatGPT的横空出世，引起全球轰动，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都在讨论这种技术对人类文明的影响。那么，作为一名诗人，你是怎么看待人工智能写诗呢，你认为未来诗歌创作，诗人创作与人工智能创作有什么区别吗？

周鱼：区别就是：我们被写着，

而AI只是在写。

我们是残缺的生命，

而AI只是光滑的作品。

任皓：有人说，诗人的身份在上世纪80年代是非常时髦而神圣的，但随着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诗歌的主流影响力开始跌落神坛，而诗人的身份更是被人误解。大众对诗人群体的理解可能比较刻板，觉得诗歌都是一些伤春悲秋的敏感之物，你是怎么看待呢？你的诗人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境遇？

周鱼：神坛，那也未必是一个好位置。我只在乎诗歌是否真实，是否足够真诚，哪怕它很小众。诗人，这是一个你忍不住就会想要隐藏的身份，其实我很难想象一个诗人像流行音乐明星一样站在舞台上，熟络于表演。你会想一定程度地藏起来，我的意思是我不会主动拿“我是个诗人”去社交，除非我们可以像挚友一样谈心。
至于对诗人的刻板印象，是存在的。其实不同的诗人就会写出不同景观的诗，有不同的性格、信仰、价值观，一切都有可能。有忧郁的诗人，也有健康气质的诗人，有激烈语调的诗人，也有充满智性的诗人，这与受众对诗歌的阅读量是否提升有关，如果读过很多，就不会那样狭窄地认为了。
但的确存在一个“诗人共和国”，这个国度的成员：毋庸置疑的敏感、充沛的情感、和世界或者说和社会的关系永远不会是完全的安稳，即使寂静是他的理想。

任皓：你是否还记得人生中第一次诗歌发表的过程吗？它对你未来选择诗歌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周鱼：我记得我最初只在“豆瓣日记”上零星发一些自己的诗，后来木朵先生留言择选转载在他的“元知”网站上，那个时期他还会自印纸质《元知》诗刊，还向我寄来过一些，营养丰盛，我都会认真地阅读。元知不是官方刊物，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最初的发表体验，有一个陌生的却值得信赖的诗歌前辈忽然向你的稿件投来注目，这是隔空的一次问好与通信，你的作品一被转载意味着它有可能被其他更多陌生的人读到。

狄金森说“发表，是拍卖/人的心灵/......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价格的羞辱”，我理解她的原则，虽然我并不会将诗歌与金钱如此绝对地对立起来，我完全赞成写诗的初衷与发表无关，它是一个人自然的吟唱，不会去考虑这个吟唱一定要落在何方，像地里生果，树上开花，但我认为发表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善事，让一个声音变成更多的他人的声音，作为一个读者的角度去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发表，没有读物，没有出版，那么曾经滋养我的那些诗作我又如何读到？诗歌如果从一个小抽屉抵达了更多的小抽屉，这也是它存在的德性。

任皓：你的诗歌中出现很多关于爱情和婚姻的题材，能谈谈你的对婚姻和爱情的看法吗？

周鱼：在一些破碎之后，我也带点惊讶，因为意识到自己即将给出的答案：爱情是非常伟大的存在，婚姻同样是。我们会从它们的破碎中经过，但不代表它们不是值得我们毕生去求索的秘密花园，一种修行方式。

但人们常常在进行的只是一份假冒的爱情或婚姻，甚至有的人还沉沦于表演。对此亦不必过于鄙夷，人们自主地，非自主地都可能无法避免地进入这样的状态，是人的悲剧，太多因素都会导致如此。真实的东西太少了，上帝分发给人的真实是限量的。就像是一个概率问题。但有一个规律是你必须是一个求真的人，是为了真而一切都可以让路的人，你才有可能被算进这个份额里。

任皓：近年来，有关女性权利与意识的话题席卷全球，上野千鹤子关于女性意识的书籍也受到追捧，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在你诗中也有很多女性的写作观察，能谈谈你对于女性意识在你诗歌中的诗意表达吗？

周鱼：女性意识的普遍抬头，很有意思，它还在发酵，期待还能生长出什么样的花朵。

作为女性，势必自然会写到相关的命题，作为母亲的感受，作为女儿的感受，作为女人的感受，它的确有别于男性的世界。相比“女权主义”，我更喜欢“女性主义”这个词，相比对“权”的突出（当然女权主义本意可能非如此），“女性”的触角可以延伸向许多地方，女性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可能性，可以有很多棱角，很丰富，她有作为女性才有的遭遇与厄运，也有女性才能体会的幸福，女性的韧性、柔软的力量，像大地一样，像水一样，但这并不是被社会标签化、物化的机会，不是被男性视角捆绑、功用化的机会。现代女性可以更敏锐地觉察和摆脱父权标准的禁锢，也可以更敏锐地觉察女性向父权献媚的“惯性”，我想女性视角它意味着两重：批判与自我批判。

在我个人词典里，“少女”代表着纯净的乌托邦，“女人”则是少女经历了死之后的死而复生，“女性”在我心里的终极概念，是一个源头，一个极其强大的阴性力量。

任皓：近来，网络上兴起一股写诗的风潮。网友们尤其热衷于B站、快手、小红书、抖音、虎扑等平台上写短句，模仿诗歌断行。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你认为诗歌未来的传播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呢？

周鱼：我没有关注这些平台上的写作。

我想诗歌分行纵使是重要的，犹如创作音乐，这里需要几拍子的长度，歌者在何处需要换口气。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篇文字如果是诗，它不分行也是，如果不是，即使断句分行也不是。奥尔加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整部小说在我看来也是一首诗，取出一部阿巴斯来看，也像是读一首诗，它甚至不需要下笔。

最后的这个问题，我想，诗歌走向大众大概是一种社会变化之后的结果，我想是在社会面貌整体都有所改变之后才会自然发生的，而不是一件单个的事儿，更不是一种商业运营。

任皓：我记得您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可以谈谈您的职业吗？它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周鱼：我想，一个人写诗，同时可以做任何一份工作，做一个设计师、银行职员、办公室文员、清洁工、便利店老板。现在我在一个小店里。

一个诗人也可以不工作。工作与写诗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甚至它们可以是完全断裂的，也就是说像两颗星球。但不能是相互冲突的，不能星球相撞，如果一个人的工作的性质影响了他的心性，也就是说这份工作有了造就他成为什么样的人的力量时，他必须十分警惕，他要警惕这只巨兽会篡改他体内写诗的基因，他必须判断这份篡改是好的还是坏的，如果他将写诗视为生命。一份工作会篡改的部分比许多人想象的可能大得多。

任皓：您的诗学主张是什么？

周鱼：呈现的，大于说出的。有超验的，也有经验的。有星辰，也有烟火。当然，最后这一点仅是我对自我的要求。

任皓：您希望成为怎样的诗人？

答周鱼：以诗歌去体会生活的诗人。